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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伐军到了江西以后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被派去参加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了广州(1)。由反革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方,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觉得各种现象,都是生气勃勃的,另是一种的。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这些情形,都使我感着愉快。农民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天,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屠杀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日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后参加十万人的广州纪念大会,又随劳农两大会的代表——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2)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会——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后又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都觉得很是满意。满望回到江西,大大地作一番运动,哪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地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就病死离去人世了。

  在牯岭医院中,天天盼望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日,从病友处忽得到一张武汉报纸,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报纸,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再过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江西,我就依照党的指示,下牯岭到南昌来工作。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我当时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因党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

  当时,江西的AB团(3)却非常积极地进攻省农民协会,要夺到他们手里去。他们把持着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个花样,我是首当其冲的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每天早晨起来,拿起报纸来,首先就要看省党部又有什么进攻省农协的新办法;为对付他们的进攻,确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我们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我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

  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

  过了不久的时候,朱培德(4)的态度,一天一天地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等反动话;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想出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地对付!”“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这些严重示威的反革命标语,都是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队的署名到处贴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几次跑到省委去说,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把党的机关逐渐秘密起来,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

  在六月的一天——我忘记了是哪一天,欢送共产党员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正在省农民协会看各县农民斗争的报告,一个有地位的人,喘气不止地跑来通知我说:“你赶快走吧!朱培德今日要送你们去武汉。”他连催我走,我就一气跑去省委机关。我刚离开省农协不久,朱培德派来的一营兵,就把省农协围住,将我的卧房,翻箱倒柜地检查,又将省农民自卫军一连人缴械。这次他扯去了假面具,他那狰狞的地主将军的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

  过后一刻时,得悉朱培德一共要欢送二十四个共产党员出境(其中有几个是左派(5))。他做了许多假把戏——如请酒饯行,送旅费和安家费,每人一千六百元,派花车给这些人坐等等;这次还不敢公开屠杀,因武汉还未失败。省委决定我不要去武汉,要我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我就藏在省委机关暂住;适彭湃同志也来了江西,我们不期而遇地同住了几天。

  就在去吉安之前几天,我与我的妻——缪敏(6)同志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饭就算了。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地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哪里会积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

  别了,南昌!汽笛一声,我坐着小轮船向吉安前进。

  【注】

  (1)方志敏到广州时间为1926年4月。

  (2)应为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3)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该组织解体。

  (4)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

  (5)指国民党左派。

  (6)缪敏(1910—1977),江西弋阳县人。1927年与方志敏结婚。在赣东北苏区先后担任妇女职业学校校长、省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职。1935年6月9日被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1938年获释后转赴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上饶地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1977年7月9日在南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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