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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


  ——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叔同先生,即后来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的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早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有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是从李先生开始的。他富有文艺才能,除上述三种艺术外,又精书法,工金石(现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里有“叔同印藏”),长于文章诗词。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为他后来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艺。

  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中国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我追慕他的文艺观,略谈如下:李先生出家之后,别的文艺都屏除,只有对书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笔法来写经文佛号,盖上精妙的图章。有少数图章是自己刻的,有许多图章是他所赞善的金石家许霏(晦庐)刻的。他在致晦庐的信中说:晦庐居士文席:惠书诵悉。诸荷护念,感谢无已。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谢……(见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第205页)

  这正是李先生文艺观的自述,“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正是李先生的文艺观。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曾经在五年间受他的文艺教育,现在我要回忆往昔。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唐初,王(勃)、杨、庐、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见《人谱》卷五,这一节是节录《唐书·裴行俭传》的)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先生因为有这样的文艺观,所以他富有爱国心,一向关心祖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李先生(那时已在杭州师范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见《弘一大师年谱》第三十九页)

  李先生这样热烈地庆喜河山的光复,后来怎么舍得抛弃这“一担好河山”而遁入空门呢?我想,这也仿佛是屈原为了楚王无道而忧国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灵山胜会”上和屈原相见,我想一定拈花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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