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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论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诸子并兴是不是起于春秋战国之际?近代经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观念大别有两类:一类以为孔子有绝大的创作力,以前朴陋得很。江永、孔广森和好些今文学家都颇这样讲;而极端例是康有为,几乎以为孔子以前的东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话,诸子之说,皆创于晚周。一类以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经极高,孔子不过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圣,诸子之说皆有很长的渊源,戴震等乾嘉间大师每如此想,而在后来代表这一说之极端者为章炳麟。假如我们不是在那里争今古文的门户,理当感觉到事情不能如此简单。九流出于王官,晚周文明只等于周公制作之散失之一说,虽绝对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时代文化不高,孔老战国诸子更无从凭藉以生其思想。我们现在关于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间接的材料只有《诗》《书》两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断定西周时的文化有几多高,在物质的方面还可盼望后来的考古学有大成功,在社会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绝望于天地之间了。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细的社会组织、很奢侈的朝廷、很繁丰的训典,则直接春秋时代而生之诸子学说,如《论语》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败的文化奋抗,庄子之把人间世看作无可奈何,皆若无所附丽。在春秋战国间书中,无论是述说朝士典言的《国语》(《左传》在内),或是记载个人思想的《论语》,或是把深刻的观察合着沉郁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只能生在一个长久发达的文化之后,周密繁丰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腊为喻,希腊固是一个新民族,在他的盛时一切思想家并起,仿佛像是前无古人者。然近代东方学发达之后,希腊人文承受于东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现愈多,其非无因而光大,在现在已全无可疑。东周时中国之四邻无可向之藉文化者,则其先必有长期的背景,以酝酿这个东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认。只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材料,不够供给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详细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论语》有“述而不作”的话,《庄子》称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述有在于是者”。这些话虽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总有些能为善言嘉训,如史佚、周任,历为后人所称道者。

  既把前一题疏答了,我们试猜春秋战国间何以诸子并起之原因。既已书缺简脱,则一切想像,无非求其为合理之设定而已。

  一、春秋战国间书写的工具大有进步。在春秋时,只政府有力作文书者,到战国初年,民间学者也可著书了。西周至东周初年文籍现在可见者,皆是官书。《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及《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辗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孟子的长篇大论、邹衍的终始五德、庄子的危言日出、惠施的方术五车,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藉。

  二、封建时代的统一固然不能统一得像郡县时代的统一,然若王朝能成文化的中心,礼俗不失其支配的势力,总能有一个正统的支配力,总不至于异说纷纭。周之本土既丧于戎,周之南国又亡于楚,一人春秋,周室只是亡国。所谓“尊天子”者,只是诸侯并争不得其解决之遁词,外族交逼不得不团结之口号。宋以亡国之余,在齐桓晋文间竟恢复其民族主义(见《商颂》),若《鲁颂》之鲁,也是俨然以正统自居的。二等的国家已这样,若在齐楚之富、秦晋之强,其“内其国而外诸夏”,更不消说。政治无主,传统不能支配,加上世变之纷繁,其必至于磨擦出好些思想来,本是自然的。思想本是由于精神的不安定而生,“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思想恶乎生?曰,生于不一。

  三、春秋之世,保持传统文化的中原国家大乱特乱,四边几个得势的国家却能大启土宇。齐尽东海,晋灭诸狄,燕有辽东,以鲁之不强也还在那里开淮泗,至于秦楚吴越之本是外国,不过受了中国文化,更不必说了。这个大开拓、大兼并的结果,第一,增加了全民的富力,蕃殖了全民的生产。第二,社会中的情形无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出来了好些新方面,更使得各国自新其新,各人自是其是。第三,春秋时代部落之独立,经过这样大的扩充及大兼并不能保持了,渐由一切互谓蛮夷、互谓戎狄的,混合成一个难得分别“此疆尔界”的文化,绝富于前代者。这自然是出产各种思想的肥土田。

  四、因上一项所叙之扩充而国家社会的组织有变迁。部落式的封建国家进而为军戎大国,则刑名之论当然产生。国家益大,诸侯益侈,好文好辩之侯王,如枚乘《七发》中对越之太子,自可“开第康庄,修大夫之列”,以养那些食饱饭、没事干、专御人以口给的。于是惠施、公孙龙一派人可得养身而托命。且社会既大变,因社会之大变而生之深刻观察可得丰衍,如《老子》。随社会之大变而造之系统伦理,乃得流行,如墨家。大变大紊乱时,出产大思想大创作,因为平时看得不远,乱时刺得真深。

  综括上四项:第一,著书之物质的凭藉增高了,古来文书仕官,学不下庶人,到战国不然了。第二,传统的宗主丧失了。第三,因扩充及混合,使得社会文化的方面多了。第四,因社会组织的改变,新思想的要求乃不可止了。历传的文献只足为资,不能复为师,社会的文华既可以为用,复可以为戒。纷纭扰乱,而生磨擦之力;方面复繁,而促深澈之观。方土之初交通,民族之初混合,人民经济之初向另一面拓张,国家社会根本组织之初变动,皆形成一种新的压力,这压力便是逼出战国诸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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