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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10)


  例五 吴大澂“文”字说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之外,尚有其他近来出土之直接史料,足以凭藉着校正或补苴史传者。例如敦煌卷子中之杂件,颇有些是当时的笺帖杂记之类,或地方上的记载,这些真是最好的史料。即如《张氏勋德记》等,罗振玉氏据之以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丙寅稿第一叶至四叶)。可见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不过这些文字,或太长,或太琐,不便举列,故今从阙。

  近数十年来最发达的学问中,金文之研究是一个大端。因金文的时代与诸史不相涉(除《史记》一小部外),而是《诗》《书》的时代,所以金文之研究看来似只有裨于经学,然经学除其语言文字之部分外,即是史学智识。不过金文与《诗》《书》所记不相干者多,可以互补,可以互校文字文体之异同,而不易据以对勘史事。虽金文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古代史事知识,但,求到这些知识,每每须经过很细的工夫,然后寻出几件来。因此,关于金文学之精作虽多,而专于诗书时代史事作对勘之论文,还不曾有。此等发明,皆零零碎碎,散见各书中。现在且举吴大澂君文字说,以为一例。此虽一字之校定,然《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可以凭此解决这个二千年的纷扰。《大诰》一类极重要的史料赖一字决定其地位,于此可见新发见的直接史料,对于遗传的间接史料,有莫大之补助也。

  “文”字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38,或作39,或又作40。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以上所标五例,皆新发见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相互勘补的工作。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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