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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1)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藉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藉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通、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见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三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见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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