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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说(1)


  (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甚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著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他不属于舞诗。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澈,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有三证:《左传》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他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他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他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他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甚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记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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