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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词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词,《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4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6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7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10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12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13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14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15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16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17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9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20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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