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史纲民族之认识

民族之认识

　　上文既依地望、语言、习俗迁变以疏解其民族部落，兹再依此民族部落之别以探其与后来之民族有若何之关系焉。

　　一、汉族或曰中国族。此族人在古代中国东北及朝鲜之经历已见本卷各节，兹不赘论。

　　二、挹娄族挹娄族之必即通古斯族，可以其流派确知之。挹娄之后为勿吉，勿吉之转音为靺鞨，靺鞨之遗而复振者为女真，女真之受中国节制者为建州，建州之改名曰满洲。满洲语女真语确然为通古斯语族之南支，则其本源之挹娄、勿吉、靺鞨必通古斯族也。且《后汉书》《魏志》所记挹娄生活习俗多与今之通古斯人合，不仅语言有线索可寻而已。

　　三、濊貊挹娄既为通古斯族，则与挹娄不同语之夫余、句丽、沃沮、濊貊一系必非通古斯族也。通古斯者，本语言族系之名词，并非种族，然语言族系大体上可为民族分别之标准，以语言之单位每即文化之单位故也。挹娄人形似夫余，明其以邻近而有血统混合，其语言不同，明其不衍自一派。若日，夫余等所谓貊之一系，虽不与挹娄同语，亦不妨与挹娄俱为通古斯之分支。殊不知《后汉书》所记夫余、句骊、挹娄事，乃去今两千年前者。今通古斯人之居土，东滨大海，西界叶尼赛河，其东南端与汉人朝鲜人分界，其中部之南端，与蒙古人界，其西北一支则横穿于说突厥语之部族间（其东北为突厥之叶库克族，其西南为突厥之鞑靼各族）。其形势实见凭陵于蒙古突厥。居西伯利亚平原之地，非可长久固持者。按之中国史，挹娄（后为勿吉）之地望，及其迤北之山河交错地，当为此族之本土，而以金山黑水为中心。其西北之长线，在近二千年历经迁变，蒙古突厥各族与之代有其地。然则今之通古斯族部落，当不能为远古造成之民族，而二千年前夫余、句骊等人先与确可认为通古斯族先世之挹娄人绝异其语言生活状态及习俗，其文化程度之高低尤悬殊，是则夫余、句骊等貊国必不能为今日通古斯各部之同族无疑也。且所谓通古斯族者，除其南支以受汉化而文化大进外，其北部至今尤在甚低之文化中，其文化程度正与古所谓挹娄者相应，而与夫余、句骊、濊貊等全不能合。穴居、石镞、“独无法俗，最无纲纪”之挹娄人，与城栅、俎豆、揖让、好洁、守丧、耕稼、冠冕之夫余、句骊、濊貊诸部必不能有近属之关系，然若假设今所谓通古斯族者，自夫余、挹娄前数百乃至千余年，即分文野绝然不同之派，亦不可通矣。

　　四、三韩部落三韩不可以民族名也，三韩之为甚复杂的混合部落者，可以数事明之。夫余、句骊、濊貊、沃沮分散若干万方里，而语言大同，三韩部落局促于半岛之南端，而语言各异，一也。辰韩多中国遗民，故名秦韩，而“汉末，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二也。“近倭，故有文身者”，则自海上来之成分，其数非可忽略者，三也。箕准于亡国后，夫余尉仇台于变动中，皆往而王之，必带其部族俱往，四也。辰国之字谊今虽未能确知，然日本人有以辰国之辰为十二辰之谊者，其说似不误。辰韩、弁辰皆十二国，而汉化区域之中以十二种动物代十二辰之金石记载，恐亦以朝鲜庆州西岳角干墓十二神画像为最古（汉镜纪十二辰者，并不配以十二兽）。此虽近后之石刻，其神话或亦渊源自昔。十二兽配十二辰者，北虏之俗，非中国之习。浮屠教在东汉已大自海上来中国，三韩又殖其变形之教。海南山北，远方殊俗，萃于一土，此土之常受远方影响可知，五也。[州胡岛上有髡头如鲜卑之民，亦可注意之事实。按，朔漠旧族故皆编发或被发，其髡头者自鲜卑始。盖鲜卑自北南移之前，或已间接受希腊波斯在中央亚细亚之影响，故不编发被发而髡发。州胡者，州为岛之本字，胡之一词在汉世亦以之名身毒（天竺）人。此州胡当是来自南洋或印度者，其韦衣裸下，乘船往来市贾，皆暗示其所来之方向，佐以此事，知马韩所谓苏涂必即浮屠，非仅名近貌似而已。]保半岛之孑遗，集四方之亡人，承汉化于乐浪，混胡俗与竺教，可为三韩立体之说明。三韩时先已如此，则后来新罗百济之混镕时可知。《北史·百济传》云：“其人杂有新罗高丽俀（按即倭字）等，亦有中国人。”《新罗传》云：“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凡此皆足证新罗百济之不由纯一民族而成。

　　今朝鲜语与四邻各语之关系皆不明了，朝鲜语中汉字极多，然皆是借字。亦有与日本语偶合之点，亦由倭人据任那颇久，或不免差有影响于南端诸处，其前更可以三韩文身之俗，证其小有同化，然此只是渺小的偶同，绝不能曲成日韩语同源之一说。朝鲜语与满洲语及一般之通古斯语亦间有相类处，此当由邻居影响或小小同化而成。总之，借字是一事，语法及音系受邻近人之影响又一事，小量之混合又一事，大混合又一事，而同系分支则绝然另一事也。至今治语言学者，未丝毫能证明日本、朝鲜、通古斯之同源，但有若干提示以想像摆布之而已。且所谓乌拉阿尔泰语族自身是否一事，先是一问题，其中语族间差别实太大，且乌拉阿尔泰一词远非印度日耳曼语族或赛米提语族各名词合义之比。今持此内含不明之名词，以括源流尚未晓知之语言，实难有科学的弋获，徒为国别的成见及政治的喧嚷而已。

　　参看（一）S.Kanazawa：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Tokyo 1910.

　　（二）A.Meillet et M.Cohen：Les Langues du Monde, Paris 1924.

　　然吾人不妨试问今之朝鲜语出于古之朝鲜半岛中何部？此问题果能解决，岂不大妙，盖如出于高句骊，便是濊貊，若出于新罗百济，则另一事也。无奈《朝鲜史》并不给吾人以明确之叙述。朝鲜之制字母是明初年事，前此皆用汉文，故古语存者，仅用汉字汉文书写之若干官名地名人名而已。此虽可凭以揣猜，究不能得上等结论，于是对此一东方文明古国竟不能知其语族来源，亦憾事也。按近代李氏朝鲜建国于洪武朝，虽为中国易其国号，且在明朝“视同内地”（《明史》语），然对于其前之王氏后高丽朝实无何等重大的文化及民族之改易。王氏朝时，历为契丹女真所凭陵，更为蒙古所蹂躏，然均未影响及于民族之改变。王氏高丽建国于五季之初，与辽差同，虽起自半岛之北境，究以唐代新罗为其底子。自唐高宗时，百济、高句骊以背唐而亡国，新罗以事大而保业之后，虽安东都护设置将及百年，然武后之牝鸡司晨，徒与东人以进展之机会。故高丽、百济唐代虽复其国，终以新罗故，未能就藩，新罗事唐，奉羁縻之臣节而已。高宗后数世皆新罗扩大其势力于半岛之时代，新罗未亡之前，几统一半岛之政治权。后高丽凭此而起，则新罗之有大影响于后高丽可知。然新罗在三国中建国独后，初不见于经传，后附庸于百济。且其自身先是一个大混合，今又不能得其混合之相互分量。无论朝鲜语基本上出于高句骊或新罗，其为混合语，可以其亲属难明知之也。

　　“三韩民族”一名词在三韩时或即不能成立，其是否为后高丽之本体尤不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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