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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省港大罢工(3)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户,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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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20]),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己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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