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八章职工运动消沉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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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职工运动消沉期(3)

　　流氓工会的招摇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会残余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告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

　　这些流氓工会，当时在上海专做破坏工人事业的勾当，如勾结丝厂厂主破坏丝厂女工罢工，勾结南洋烟厂厂主破坏工人复业运动，甚至殴打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这种流氓工会，曾经有过企图，要组织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曾派人到北方一带活动，但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没了，他们在上海的组织也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困苦艰难中的工会工作

　　消沉期中，我们的工会工作，确实困难万分，从上面叙述中，已可看到我们在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如何狭隘，完善的仅安源矿工工会。铁路工会又稍起即仆。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一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后来成立一个店员工会，人数却是很少。武汉方面，只有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等。此时给予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在困苦艰难中如何组织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恰于此时派代表到中国，我们与他讨论的结果，于是决定以“工厂小组”为此时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视环境而决定相互关系，如环境好的地方，各小组组长可以发生关系或开联席会议，否则，各小组彼此不发生关系，其组长与工会的组织员接头。这个新组织路线，的确在当时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确有意思改造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一个接近民众的党，但这种事他们却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在沙面没有罢工以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一百余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几个罢工影响亦不大，如五月间湖南湘潭的锰矿罢工，九江的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和六月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均不得结果。

　　沙面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此时颁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贴主人相片，每晚九时以后，华人非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却均可自由，这分明是对中国民族的侮辱！于是引起沙面华人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亦加入罢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决，取消新警律。

　　沙面罢工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

　　此时广州还开一个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到中国、爪哇、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处运输工人代表，这是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第一次联合，当然给予中国职工运动之转机以很大的影响。

　　广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参加者七千余人，因反对厂方反悔旧有条约另定苛刻条约而起，结果失败，失业者一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失业，引起广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烟草入粤，相持数月。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在这次罢工中，为援助罢工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发生激烈的斗争。

　　此外汉口发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发生一万多人的机织工人罢工，浙江余姚发生一万多户的盐民罢工，广州有报馆排字工人罢工，这些都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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