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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4)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 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 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宽广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着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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