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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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1)

　　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来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着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着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

　　海员罢工潮

　　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着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

　　铁路罢工潮

　　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〇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涨，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余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

　　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

　　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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