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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二十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许拜维艾尔,现在已渐渐地超过了他的显赫一时的同代人,升到巴尔拿斯的最高峰上了。和高克多(Cocteau),约可伯(Jacob),达达主义者们,超现实主义者们等相反,他的上升是舒徐的,不喧哗的,无中止的,少波折的。他继续地升上去,像一只飞到青空中去的云雀一样,像一只云雀一样地,他渐渐地使大地和太空都应响着他的声音。

  现代的诗人多少是诗的理论家,而他们的诗呢,符合这些理论的例子。爱略特(T. S. Eliot)如是,耶芝(W. B. Yeats)如是,马里奈谛(Marinetti)如是,玛牙可夫斯基(Mayakovsky)如是,瓦雷里(Va'léry)亦未尝不如是。他们并不把诗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却自己制就了樊笼,而把自己幽囚起来。许拜维艾尔是那能摆脱这种苦痛的劳役的少数人之一,他不倡理论,不树派别,却用那南美洲大草原的青色所赋予他,大西洋海底珊瑚所赋予他,喧嚣的“沉默”,微语的星和驯熟的夜所赋予他的辽远,沉着而熟稔的音调,向生者,死者,大地,宇宙,生物,无生物吟哦。如果我们相信诗人是天生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五年,当春天还没有抛开了它的风,寒冷和雨的大氅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古旧的巴黎。一个机缘呈到了我面前,使我能在踏上归途之前和这位给了我许多新的欢乐的诗人把晤了一次(我得感谢那位把自己一生献给上帝以及诗的Abbé Duperray)。

  诗人是住在处于巴黎的边缘的拉纳大街(Boulevard Lannes)上,在蒲洛涅林(Bois de Boulogne)附近。在一个阴暗的傍晚,我到了那里。在那清静而少人迹的街道上行着找寻诗人之家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诗句:

  有着岁月前来闻嗔的你的石建筑物,
  拉纳大街,你在天的中央干什么?
  你是那么地远离开巴黎的太阳和它的月亮,
  竟至街灯不知道它应该灭呢还应该明,
  竟至那送牛乳的女子自问,
  那是否真是屋子,凸出着真正的露台,
  那在她手指边叮当响着的,是牛乳瓶呢还是世界。

  找到了拉纳大街四十七号的时候,天已开始微雨了,我走到一所大厦的门边,我按铃。铃声清晰地在空敞的门轩中响了好一些时候。一个男子慢慢地走了出来。

  “诗人许拜维艾尔先生住在这里吗?”我问。

  “在二楼,要我领你去吗?”

  “不必,我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在一扇门前站住。第二次,铃声又响了。这次,来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女仆,她用惊讶的眼睛望着我,好像这诗人之居的恬静,是很少有异国的访客来搅扰的。

  “许拜维艾尔在家吗?”我问。

  “在家。您有名片吗?”

  她接了我的名片,关了门,领我到一间客厅里,然后去通报诗人。

  我在一张大圈椅上坐下来,开始对于这已经是诗人的一部分的客厅,投了短促的一瞥。古旧的家具,先人的肖像,紫檀的镂花中国屏风,厚厚的地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家所应有尽有的,然而一想到这些都是兴感诗人,走进他的生活中去,而做着他的诗的卑微然而重要的元行的时候,这些便都披上了一层异样的光泽了。但是那女仆出来了,她对我说她的主人很愿意见我,虽然他在患牙痛。接着,在开门的声音中,许拜维艾尔已经在门框间现身出来了。

  这是一位高大的人,瘦瘦的身体,长长的脸儿,宽阔的前额,和眼睛很接近的浓眉毛,从鼻子的两翼出发下垂到嘴角边的深深的皱槽。虽则已到了五十以上的年龄,但是我们的诗人还显得很年轻,特别是他的那双奕奕有光的眼睛。有许多人是不大感到年岁的重负的,诗人也就是这一类人之一,虽然他不得不在心头时时重整精力,去用他的鲜血给“时间的群马”解渴。

  “欢迎你!”这是诗人的第一声,“我们昨天刚听到念你的诗,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你。”

  当我开始对他说我对于他的景仰,向他道歉我打搅他等等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他说,“请到我书房里去坐吧,那里人们感到更不生疏一点。”于是他便开大了门,让我走到隔壁他的书房里去。

  任何都不能使许拜维艾尔惊奇,我的访问也不。他和一切东西默契着:和星,和树,和海,和石,和海底的鱼,和墓里的死者。就在相遇的一瞬间,许拜维艾尔已和我成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们曾在什么地方相识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曾把我们系在一起过一样。

  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舒适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而他,在横身在一张长榻上之后,便用他的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了:

  “是的,我昨晚才听到念你的诗。它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愉快给我,我向你忏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问》那样澄明静止的心。我闭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于它的一切。”

  的确,这“无罪的囚徒”并不是一位出世主义者,虽然他竭力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广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无空间限制的世界,混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时间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死者和生者的区别,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够了解你,”我说,“如果你能够恕我的僭越的话,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吗?遥远地处于东西两个极端的生物,是有着它们不同的性格,那是当然的,正如乌拉圭的牛沉醉于Pampa的太阳和青空,而中国的牛行于青青的稻田中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就是心灵也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使它们默契,把它们联在一起,这东西,我想就是‘诗’。”

  “这倒是真的,”诗人微笑着说,眼睛发着光,“我们总好像觉得自己是孤独地生活着,被关在一个窄狭到有时几乎不能喘息的范围里,因而我们便不得不常常想到这湫隘的囚牢以外的世界,以及这世界以外的宇宙……”诗人似乎在沉思了;接着,他突然说:“想不到你对于我的诗那么熟悉。你觉得它怎样,这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诗中的一首。”

  “它启发了我对于你的认识,并使我去更清楚地了解你。”

  因为说到中国,许拜维艾尔便和我谈起中国来了。他说他曾经历过许多国土,不过他至今引以为遗憾的,便是他尚未到过中国。他说他的友人昂利·米书(Henry Michaux)曾到过中国,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对他盛称中国之美,说那自认为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亚洲只是一个野蛮人而已。我没有读过米书的作品,所以也没有和许拜维艾尔多说下去。可是他却兴奋了起来,好像立时要补偿他的憾恨似地,向我询问起旅行中国的问题来,如旅程要多少日子,旅费大概要多少,入境要经过什么手续,生活程度如何,语言的隔膜如何打破等等。而在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相当的解决之后,他下着这样的结论:

  “我总得到中国去一次。”于是他好像又沉思起来了。

  我趁空把这书室打量了一下。那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书架上排列着诗人所爱读的书,书案是在近窗的地方,而在案头,我看见一本新出的Mesures。窗扉都关闭了,不能望见窗外的远景,而在电灯光下,壁上的名画便格外烘托出来了;在这里面,我辨出了马谛思(Matisse),塞公沙克(D. de Segonzac),比加索(Picasso)等法国当代画伯的作品。我们是在房间的后部,在那里,散放着几张沙发,一两张小几和一张长榻,而我们的诗人便倚在这靠壁的长榻上;榻旁的小几上放着几张白纸,大概是记录诗人的灵感的。

  诗人站了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于是:

  “你最爱哪几位法国诗人?”他这样问我。

  “这很难说,”我回答,“或许是韩波(Rimbaud)和罗特亥阿蒙(Lautréamont);在当代人之间呢,我从前喜欢过耶麦(Jammes),福尔(Paul Fort),高克多(Cocteau),雷佛尔第(Reverdy),现在呢,我已把我的偏好移到你和爱吕阿尔(Eluard)身上了。你瞧,这样的驳杂!”

  听我数说完了这些名字的时候,许拜维艾尔认真地说:

  “这也很自然的。除了少数一二人以外,我的趣味也差不多和你相同的。福尔先生是我尤其感激的,我最初的诗集还是他给我写的序文呢。而罗特亥阿蒙!想不到罗特亥阿蒙也是你所爱好的诗人!那么拉福尔格(Laforguo)呢?”

  我们要晓得,拉福尔格和罗特亥阿蒙都是颇有影响于许拜维艾尔的,像他们一样,他是出生于乌拉圭国的蒙德维艾陀(Monteviedo)的,像他们一样,他的祖先是比雷奈山乡人,像他们一样,他是法国诗人。在《引力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诗句:

  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掘着地,希望你会从地下出来,
  我用肘子推开房屋和森林,去看你在不在后面,
  我会整夜地大开着门窗等着你,
  面前放着两杯酒,而不愿去沾一沾口。
  但是,罗特亥阿蒙,
  你却不来。

  “拉福尔格吗?”我说,“可惜我没有多读他的作品,还在我记忆中保存着的,只《来临的冬天》(L'hiver qui vient)等数首而已。”接着,我便对他说起他新近出版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Les Amis Inconnus):

  “我最近读了你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

  “是吗?你已经买了吗?我应该送你一册的,可惜我现在手头只剩一本了。你读了吗,你的感想怎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却向他念了一节《不相识的朋友们》中的诗句:

  我将来的弟兄们,你们有一天会说,
  一位诗人取了我们日常的言语,
  用一种无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残忍一点的
  新的悲哀去,驱逐他的悲哀……

  在他的瘦长的脸上,又浮上了一片微笑,一片会心的微笑,一边出神地凝视着我。沉默降了下来。

  在沉默中,我听到了六下钟声。我来了已有一个多钟头了,我应该走了。我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牙痛了,我不该再搅扰你,我应该走了。”

  “啊!连我自己也忘了牙痛,我还忘了我已约定牙医的时间了,我们都觉得互相有许多话要说。你住在巴黎吗?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再谈,你什么时候有空吗?”

  “我明天就要离开巴黎,”我说,“而且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

  “是吗?”他惊愕地说,“那么我们这次最初的见面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我希望我能够再到法国来,或你能够实现你的中国旅行。”

  “希望如此吧。不错,我不能这样就让你走的,请你等一等。”他说着就走到后面的房间中去。一会儿,他带了一本书出来:

  “这是我的第三本诗集《码头》(Débarcadères),现在已经绝版,在市上找不到的了,请你收了做个纪念吧!”接着他便取出笔来,在题页上写了这几个字:给诗人戴望舒作为我们初次把晤的纪念。茹勒·许拜维艾尔谨赠。

  当我一边称谢一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说:

  “等一等,我们一道出去吧。我得去找牙医。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谈一会儿。”

  他进去了,我隐隐听见他和家人谈话的声音,接着他便带了大氅雨伞出来,因为外面在下雨。向这诗人的书斋投射了最后一眼,我便走出了。诗人给我开了门,让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着。

  “你没有带伞吗?”在楼梯上他对我说,“天在下雨。不要紧,你乘地道车回去吗?我也乘地道车,我可以送你到那里。你不会淋湿的。”

  到了大门口,他把伞张开了。天在下着密密的细雨,而且斜风吹着。于是,在这斜风细雨中,在淋湿的铺道上,在他的伞下面,我们开始彳亍着了。

  “你近来有新作吗?”我问。

  “我在写一部戏曲,写成了大约交给茹佛(Louis Jouvet)去演。说起,你看过我的《林中美人》(La Belle au Bois)吗?”

  “那简直可以说是一首绝好的诗。而比多艾夫夫妇(Ludmilla et Georges Pitoëff)的演技,那真是一个奇迹!可惜我没有机会再看一遍了。”

  我想起了他的诗作的西班牙文选译集:

  “我在西班牙的时候读到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如果没有读过你的诗的话,人们一定会当你做一个当代西班牙大诗人呢。的确,在有些地方,你是和西班牙现代诗人有着共同之点的,是吗?”

  “约翰·加梭(Jean Cassou)也这样说过。这也是可能的事,有许多关系把我和西班牙连联在一起。那些西班牙现代的新诗人们,加尔西亚·洛尔迦(Garcia Lorca),阿尔倍谛(Alberti),沙里纳思(Salinas),季兰(Guillen),阿尔陀拉季雷(Alto'aguirre),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说起,你也常读这些西班牙诗人的诗吗?”

  “我所爱的西班牙现代诗人是洛尔迦和沙里纳思。”

  我们转了一个弯,经过了一个小方场,夹着雨的风打到我们的脸上来。许拜维艾尔把伞放低了一些。

  “我很想选你一些诗译成中国文,”沉默了一些时候之后我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我你自己爱好的是哪几首吗?”

  “唔,让我想想看。”他接着就沉浸在思索中了。

  地道车站到了。当我们默不作声地走下地道去的时候,许拜维艾尔对我说:

  “你身边有纸吗?”

  我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给他。他接了纸,取出自来水笔。于是,靠着一个冷清清的报摊,他便把他自己所选的几首诗的诗题写了给我。而当我向他称谢的时候:

  “总之,你自己看吧。”他说。

  我们走进站去,车立刻就到了。上了拥挤的地道车后,我们都好像被一种窒息的空气以外的东西所封锁住喉咙。我们都缄默着。

  Etoile站快到了,我不得不换车回我的居所去。我向诗人握手告别。

  “希望我们能够再见吧!”许拜维艾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匆匆地下了车,茫然在月台上站立着。

  车隆隆地响着,又开了,载着那还在向我招手的诗人许拜维艾尔,穿到暗黑的隧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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