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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小品(2)


  别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五月十四日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啊!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队,我理解,去××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C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像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

  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的,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十月》一九七九年第3期,署名丁玲。收入《丁玲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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