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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论》序


  佛法传入中国,二千余年。六朝隋唐,译经论至富,中国佛教徒所著论说、注解、语录,亦有汗牛充栋之观。在佛教徒之立足点,以信仰为主,与其他宗教家无异。对于经论,一字一句,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有互相矛盾之点,则以五时说教、方便法门等调剂之而已。其非佛教徒,而且斥佛教为异端者,则又有两种态度:其一,并不读佛教之书,而以佛教徒之无人伦、无恒业为诟病,以焚其书、人其人、庐其居为对待方法,韩昌黎之徒是也。

  其二,读佛家之书而好之,且引以说儒家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义,而又以涉佛为讳,如程朱、陆王两派之宋明理学家是也。

  现今学者,对于佛教经论之工作,则又有两种新趋势:其一,北平钢和泰、陈寅恪诸氏,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经,以与中土各译本相对校,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他日整理内典之业,必由此发轫。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属初步工夫,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也。其二,欧阳竟无先生之内学院,专以提倡相宗为主。相宗者,由论理学、心理学以求最后之结论,与欧洲中古时代之经院哲学相类似。内学院诸君,尚在整理阐扬之期,未敢参批评态度也。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

  熊先生寝馈于宋明诸儒之学说甚深,而不以涉佛为讳。研求唯识论甚久,颇以其对于本体论尚未有透彻之说明,乃发愿著论以补充之。近岁多病,稍间则构思削稿如常,历十年之久,始写《定境论》一卷,其精进如此。

  熊先生认哲学(即玄学)以本体论为中心,而又认本体与现象决不能分作两截,当为一而二、二而一之观照,易之兼变易与不易二义也。庄子之《齐物论》也,《华严》之“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也,皆不能以超现象之本体说明之,于是立转变不息之宇宙观,而拈出“翕”、“辟”二字,以写照相对与绝对之一致。夫“翕”、“辟”二字,《易传》所以说坤卦广生之义,本分配于动静两方;而严幼陵氏于《天演论》中,附译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始举以形容循环之动状,所谓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质力杂糅,相剂为变是也。熊先生以《易》之阴阳,《太极图说》之动静,均易使人有对待之观,故特以“翕”、“辟”写照之。

  熊先生于新立本体论而外,对于唯识论中各种可认否认之德目,亦多为增减数目,更定次序。诸所说明,皆字字加以斟酌,愿读者虚衷体会,勿以轻心掉之,庶不负熊先生力疾著书之宏愿焉。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蔡元培

  此等非佛教徒,完全以孔教徒自命,而又完全以佛家经论为纯粹宗教性质,故态度如此。其实,佛典中宗教色彩固颇浓厚,而所含哲学成分,亦复不少。盖宗教本以创教者之哲学思想为基本,犹太、基督等教,均有哲理,惟佛教则更为高深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视读者之立场。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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