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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发掘报告》第一集序


  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后来经过汉学睥睨宋朝一切学问的一个时代,未免太把宋人低量了。直到阮芸台、吴清卿等手中,古代文字器物学又大振作,然后渐渐觉得宋人知识之富、审鉴之精,远非正统汉学家所料到的。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

  但学问一事,和世界上其他事业一样,总不能故步自封的,总是后来居上的。我们的古学,虽然在宋朝已经有那样的成就,但宋朝到现代七八百年,近几百年,世界为自然科学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合现代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长才,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借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借,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

  下列的一册,虽是试验发掘所得结果之一部分,但确是因应上文所说的要求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颇可记念。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托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殷墟情形,看其尚可工作否。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一次,断其后来大可作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

  以李先生以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入暑作一结束,回到北平整理。这一本便是李、董两君整理到现在的结果之一部分。

  这件事业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完成的。即就去秋试验之打探、今春短期之发掘而论,下文所布,亦不过当全部所得十分之一光景。但这几篇文字,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

  (一)立足点是整个的古来研究文字者,每每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统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这样,实在尤其不应该是这样。现在,李君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董君于试探之始,即注意在此文字层之如何来,并设定其为冲积而成。这样的把问题整个抓住,不但做一件一件的捉摸,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

  (二)问题之组成正如自然科学之组成,非复如传统古学者之但成一家言。此如李君之初论陶器,董君之统论龟卜,一语一说,皆取实物为证。

  有材料乃生问题,因问题而求旁证参考,资此旁证参考,而置此问题于其正当之视线上,不以设定为决论,不为阙漏作补苴。这样的处置问题,乃真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这不过仅举其大概,至于一义之辟,一解之精,李君比综异地文化遗留,董君贯通吾国经典材料,读者可以随时遇到,不待我现在去标举。近年治汉学者,每流成书本上的反复辩论,李、董诸君却向地下寻新材料。流传器物所负问题之难决,由于不知其出土情形,不得已而阙疑;李、董诸君却处处求之于目证。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经久以后,总能为中国古学开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必是读这一册的人和我共同的印象!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叙于上海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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