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时局与教育|蔡元培

谈时局与教育

　　——与《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政治问题去国二年余，国中政治变化，至速且多，间于外国报纸电讯中略知梗概，或积一二月读中国报一次。然于最近状况，旅途久稽，知之不详。但余总觉军阀此起彼仆，终无善果，甲方虽因幸运而暂时压抑乙方，然数月之后，又不难重振旗鼓，以为报复，此种循环往复之局，殊非国家人民之福。此后惟盼有真能为国为民、蠲弃私利之军队，出而扫除自私自利之军阀，国家方有安宁之希望。最可叹者，一般政客学者，率欲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掀风作浪，挑拨其间。其实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翻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荡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以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中造福于民不少也。

　　至关于政治问题，余殊赞成联省自治之论，此以中国地方之大，人民之众，欲冀一人者出，有征服一切，统一天下，真有河清难俟之慨。无已，则唯有盼各省于小范围之内，如山西之阎锡山埋头自治，就本地财政之收入，以养有预算的有纪律的军队，省自为政，不相侵越，以就政治实业教育上比较其优劣，以为争竞。若论中央政局，无论何种制度，只须各省改革就绪，均无问题。盖委员制者，亦不过行政上之方法，与现今之责任内阁制，初无大异同。但使各省能知自治，军阀之势焰稍□，则召集两议会，一为代表人民的，一为代表地方的，以决其为委员制，为责任内阁制，均无不可。非然者，如今日军阀之干涉中央，举凡阁员重任、税收要津，无不遍插党羽，如直系得势，则直系尽据阁席，奉系得势，则奉系尽据阁席，恶劣之现象，虽求教于世界大政治家，恐亦束手无策也。

　　教育问题今日学生界之浮嚣现象，余至不赞成。盖学生究在“学”的时代，不宜多问外事。成年之大学生，普通知识既已充足，使以个人名义，信仰何种主义，发表何种主张，或迫于热心或义务心而不能自遏，以预闻国家社会之事，固未尝不可。但如因少数人信仰某种主义、确定何种主张之故，必强人以同，然后以机关或团体名义，发表意见，不从，或竟出以强迫恫吓之手段，甚有演成武剧者，此则决非吾人所敢苟同。不特此也，尚有十余龄之小学生，知识不充，黑白未知，亦复攘臂终日，由少数操纵其间，任意主张，宁不可笑。余近观欧洲各国，自大战以还，政治经济，亦罅漏百出，虽不乏热心之士，奔走呼号，以解决现实之问题；但终有若干潜心学问之士，埋头研究室内，以谋未来之大计。盖社会上之现实问题，既甚繁复，变化綦多，然亦当知社会生命之悠久而无穷期，苟举当世长幼老少，尽集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途，则社会基础不固，未来之危险，宁可设想耶！且夫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倘欲强人以同，不惜出于恫吓无理之手段，又岂道德之所许，此则深愿教育界同人之深省矣。

　　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且其立论之根据，必须生产机关已臻完备，徒以支配机关不良而造成之畸形现象，以及确为劳工劳力而不得食，徒为资本家作牛马，与夫教育程度之悬殊，故一改变间即能奏效。俄国生产机关并不完全，然昔贵族专政，贵族教育确甚普及，而终不免于失败。然俄国究为首先试验之国家，徒凭其脑筋中之理想，遭遇失败，原非始料所及。若夫中国，则既有前车之失，又何必重蹈覆辙。且中国之生产机关，远不如俄国之发达，环顾国内，又安有所谓资本家？而教育幼稚，受高等教育能有几人？故即使改变支配机关，其势惟尽驱四万万人同受冻馁而已。且因教育关系，第四阶级中未必悉能了解阶级争斗之真义，乃使一部分信仰主义者，一方压迫资本阶级，使之屈伏；一方压迫第四阶级，强之从同，其为危险，不堪设想。尤有进者，今日之世，国际关系，未能完全脱离，非共产国家之经济侵略，环伺其旁，结果不免于失败。俄国之行新经济政策，亦即基于此种理由。夫以俄国处境，尚不克闭关自守，况以中国之强邻四逼，外货充斥，将步俄国之后尘而不可得。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吾人更有一信念，即以为中国之事，必当由于中国人自己之努力，客卿即赤忱以友谊相援助，然中外历史不同，情形互异，决不能以外国之方法移植中国。譬如俄国贵族专制，压迫平民甚严，而中国则历来未有严重压迫之事，且就今日之现状，正苦中央政府之无权无力也。情形迥异，方法又岂能尽同，况今之所谓客卿，更不免有外交政策杂于其中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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