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蔡和森

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迄双十节为止，广州政府对于操纵商团的少数买办阶级委曲迁就，坐令反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扩大紧张，记者对于留守当局曾再四加以逆耳之警告；在双十节商团军惨杀工农学生群众的时候，政府军警措置之失态，记者在本报上期尤加以痛切之批评，——这个批评里面曾有两句这样愤激的话：“……我想中山先生若是了知留守者在广州之所为，如不气死于韶关，定要震怒而回羊城”。

　　果然本报上期付印之翌日，上海各报纷载中山先生已率军回驻兵工厂，对于商团决武力解散。于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吾人于此，一面不得不称赞中山先生之英断；别面又不得不太息于前此姑息态度之失策，因为广州政府若早日采取断然手段解散商团，其牺牲与损失决不若今日之巨大可怖，令人不宁！

　　现在商团虽已击散，不幸的事变虽已演完一幕，但接着便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第一这次商团的击败果然算得是革命的胜利吗？第二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将怎样？

　　请先说第一问题。记者于此，实不敢乐观。因为这次商团事件，一面固然是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卵翼的买办阶级图谋反革命；别面这种反革命之所以潜生滋长却是国民党雇佣军阀的武力革命方法之必然的结果。由这种方法产生的革命政府，不仅不能给广东人民以好处，不仅不能实现平日所宣传的抽象的主义，反而只能如军阀政府一样——苛税杂捐，重苦人民以养那一批一批的军阀头领及浩大的土匪式军队。所做的事情，不是今天御沈鸿英便是明天打陈炯明，不是招兵买马便是兴师动众，人民不仅不感需要，而且反感痛苦与厌恶。在这样情形之下，加以帝国主义之阴谋，那得不发生反革命？现在形式上虽击败了商团，同时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损失却随着军队的焚掠而益扩大。前此串通商团之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此次突然豹变围攻商团，其目的决非忠于革命，但在乘机扩张势力，增加枪枝，劫夺财货，不言可知。至于衣不蔽身，食不一饱的各军兵士，其动机全在乘机劫抢，更不待言。这样抢劫焚杀的事实深印于广东人民的脑中，更加以反革命党及全国报纸的宣传，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损失是不可讳言的。所以这次的断然处置，在抵抗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方面本来极为必要极有意义，可是这种意义同时又被雇佣军阀及其兵士的抢劫焚杀污染了！吾人于击败商团之后，胜利的感情不得不为忏悔军事行动的感情之所掩，这是一切忠实的革命党人所应当深思反省的！

　　第二，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将怎样？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为重要。在现在英美帝国主义全力帮助直系军阀的形势上说，这次广州政府之难免于白鹅潭舰队所驱逐，本是意料中的事。然而这次白鹅潭舰队竟未鸣炮攻击广州政府，据《新闻报》载，领事团仅于十五日晚九时警告省署，劝即停战，“否则当派兵登岸，武力调停”而止，这是什么缘因呢？没有别的，只是英国所谓工党政府在革命的左派（即英国共产党党员）压迫之下，炮舰政策究竟有所顾忌罢了。但广州政府的地位便从此巩固了吗？不然，他有两种不同的命运：

　　（一）国内战事如曹吴绝对的胜利了，英国政局如工党失败而保守党与自由党上台，那末广州政府的命运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二）反之，国内战争曹吴只能获得相当的胜利，英国选举结果工党仍能握住政权，那末广州政府的命运自然又可延长时日。

　　第一种形势实现（便是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的反动政局之完全巩固）固然可怕，但第二种形势也不见得可喜。因为在第一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却可因而返于同盟会时代而实践全国改组大会所决定之新途径；在第二种形势之下，这种新途径永远是白纸黑字不得实行，而不生不死的局面与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势非引导革命至于完全破产之日不止。

　　两种形势，究竟那一种会实现呢？这个问题在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现在所重要的却在广州政府目前（即两种形势未实现之前）对内对外的应付态度及其如何自处的根本觉悟与倾向。

　　倾向于保守政权维持现有的军事局面吗？那末对于如在其上的香港帝国主义者自然又不得不讲究妥协谨慎之法，对于如在其左右的买办阶级自然又不得不留让一些地步。倾向于彻底革命，实行改组大会所决定的新途径吗？记者不敏，窃愿于此有所陈说：

　　军事行动与广州这块地盘，经过这一场反革命的恶剧与军阀头目及其兵士的蹂躏焚劫，吾人更觉革命当局此时应深思猛省，具有改辙易途之决心。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场浩劫之后，广州政府更是没有方法可在印象不好的人民之前证明革命政府是有利于他们而挽回他们对于革命的同情。纵然革命当局有此意愿，然而因为客观事实的限制，绝无达到上述目的（证明革命政府有利于人民与挽回人民对于革命的同情）之可能。所谓客观事实的限制：第一，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税杂捐万不能实际废除；第二，军事行动欲罢不能（如北伐的把戏，对于北军及陈炯明反攻的抵抗等），扰民害民之事只有日多一日；第三，滇、粤、湘、豫各军阀之暗斗，必然又有爆发之日，这在人民心目中，时时是恐怖厌恶之标的；第四，因为以上几个原因，广州政府依然一点真正革命工作和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做，这样一来，只有使陈炯明和买办阶级反革命的宣传一天扩大一天，民众的感情一天转移一天。现在商团虽在广州及佛山几个大埠击败了，同时有个更可注意的事实，便是城市的买办阶级与乡村的大地主，城市的商团与乡村的乡团之普遍的联合。反革命的宣传正在一天一天的广布于四乡，这种宣传一旦成功，而且事实上必然会使其成功，那时反革命挟四乡农民以重来（有这样的可能，帝国主义自然用不着露面的干涉了），其势决不是可以扑灭的。所以即使革命当局现在对于广州政权不忍割爱对于军事行动不愿撒手，将来也非完全失败退出广州不可。然而那时候的失败，便是上面所说“引导革命至于完全破产”的失败。

　　因为在事实上，即使倾向于保守政权维持现有的军事局面仍然免不掉要失败，所以记者希望革命当局，翻然觉悟，自动的准备改辙易途的方法。然则怎样做呢？我们并不是要中山先生汉民先生无所作为立刻退去广州，因为本文主要目的乃在希望决定抛弃广州之前（即目前）怎样做一点结束既往准备将来的工作。

　　这种工作，因为种种客观事实的限制，吾人并不希望过大。吾人不是空想家，决不希望广州政府在此时能收束十几万军队或改编什么建国军，更不梦想能实施国民党新政纲之全部，因为这些都为广州已成的局势所不容许。吾人只在可能范围内，希望革命当局在未离广州以前做做下列四种工作：

　　（1）立刻停止无意义的北伐，尽可能缩小军事行动，对于陈炯明及北军只在消极方面采取守势，使人民谅解国民党非好战之党。

　　（2）以全力向工农及小商人群众宣传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之勾结，解释前此革命方法之错误，今后国民革命应取之新途径，使一般人民明了国民党有改弦更张实践上次全国大会宣言之希望。

　　（3）严惩串通商团纵兵劫掠之李福林、范石生、廖行超、路孝忱、易公策等，并将此等军队完全解散；严厉撤废苛税杂捐（赌捐在内），断绝反革命军阀之饷源，以表示不遗祸于粤人之决心；颁布解放农人之具体法令，以斩断乡绅地主煽惑农民联合买办阶级之后患。

　　（4）宣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扶植军阀、助成内乱、压迫革命之罪恶，号召全国开始反帝国主义时代之工作，而以实行收回粤海关主权请求全国人民之援助与同情。

　　以上四端，皆属可行，记者所谓结束既往准备将来之工作，即系指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以为然，可向广东人民正式发一宣言，表明：“国民党改途易辙抛弃广州政权之决心；只须民众了知其真正敌人之为谁，以及将来解救他们于二重（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仍然只有忠于革命的国民党，我们便可撤销革命政府而离去广州，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时代之工作”。

　　这样，暂时所失的不过是广东之一隅，而将来所得的却是全中国。一个革命党只有积极促成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才能夺得全国的政权；只有夺得全国的政权才能实施其政纲以系民众的信任，——苏俄十月革命便足证明，因为面包土地和平的三个口号，于十月革命之翌日便实现了。所以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要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广州人民所听闻的日日是什么民权民生……，而所目击与身受的却是全然相反的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恶政。假如再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人民只见得你是好战多事，行不顾言，必愈益倾信于反革命的宣传。反之，此时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即使民众感情一时迷于反革命而不易转移，然将来必有翻然觉悟倾向革命之一日。因为他们将来无论在任何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必更加得不到和平，免不掉战祸、苛税与杂捐……。那时候，革命党才有真正胜利之可言。

　　广州当局听者：你们是要始终株守一隅呢，还是要获得全国？愿意自动的别开生面呢，还是愿意徘徊于莫知所届的旧十字路中？

　　（载《向导》第88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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