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蔡和森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一、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崩坏

　　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经济生活演进到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组织也就随着演进到民主主义时代；产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潮流，在欧美各先进国，次第扫荡农业、手工业与封建制度，而建立了近代资本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发达到十九世纪下半纪，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托辣斯与加特尔垄断国际市场，于是遂入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由阶级争斗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一面成为一些托辣斯争夺殖民地之武力的集团，尽量扩张其军国主义与军备，一面渐渐揭破其“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显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结果：一面酿成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一面破坏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崩坏之发端。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列举资本主义崩坏之科学的例证：

　　一、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以前资本主义之昌盛由于不停的推广殖民地及常常获得新市场；但地球面积有限，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是无孔不入，亚洲非洲的穷乡僻壤，都有了大工业国的商品；加以劳农俄国成立，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这种状态在中欧与东欧特别显著：因为纸币的跌落，农人渐渐回复到自给的经济状况，既不愿将其农产品卖于市场，又不愿买市场的商品，而以家庭生产自给；从前以现银纳税，现在以货品纳税，从前用货币交易，现在用谷物交易；资本不投于生产事业而投于不生产的交易事业。

　　三、国际的分工限制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比如美国从前是农业国，英是工业国，因有这种国际的分工，所以资本主义发达非常畅利。现在不然：美国由大战一跃而兼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英国也高唱发展自己的农业；各大工业国皆极力恢复几百年前的保护政策，增加进口税（如美国新税则），以防外来商品之输入，巩固国内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额大减，国际经济的协作衰颓。

　　四、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的中心由欧洲移至美国与日本，但以前欧洲的旧中心能借水陆交通，将高量的生产匀送于低量生产之各地，故世界经济生活常呈统一平衡之观；现在不然，因为国际经济的平衡破坏，中欧东欧纸币的跌落，生产高的国家不能将其生产品匀送于生产低之各地，高量生产与低量生产遂失其调剂而分为两种半身不遂的经济状况。

　　五、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战后，中欧东欧完全破产，丧失其购买力，故工业恐慌，在英美特别显明，失业者常自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所以生产异常减低，财富之积聚自然也要异常减低，这种状况在战败国更甚。

　　六、信用制度崩坏了。战前欧洲各国皆采用金本位制，纸币与金币价格相等；战后几乎完全变为纸本位，纸币与金币价格相差悬殊；国际间汇兑率尤为奇变，国际经济之平衡异常倾畸，国际交易也就异常衰竭。

　　资本主义这样的崩坏，有方法可挽回吗？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身是不能解答的（参看本报十六期至十八期的《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至此我们更可审查现在还勉强可以维持其存在的政治形势。

　　现在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以最少数的人口统治了十二万万以上被压迫民族（占全人类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本国几百几千万无产阶级。战前殖民事业发达，经济状况优裕，资本民主国家的统治权威，自然要算是“万能”；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经济恐慌、财政恐慌、失业问题、贫困问题，不仅一个不能解决，一纸凡尔塞和约，更弄得破产的欧洲一塌糊涂。不仅国际资产阶级不能协调一致，就是一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利害关系亦常常四分五裂，互相冲突（如美国禁酒案、商船津贴案之争等）。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了，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便只有揭破“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野蛮的反动起来。他方面，我们试看各国共产党运动之强大，英国工党左翼在上届选举之胜利，劳农俄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之巩固，土耳其及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崛起，就可知道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末日快到了。

　　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中国

　　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历史上虽确已入了凋谢日期，但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因为国际侵略的关系，还未充分发达并且不能充分发达，如中国就是一个例。国际资本主义最后生息调剂的源泉，现在可说只有中国，他们若容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便无异是宣布自己的死刑。中国民主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关税至今不能自立，就是因为他们不任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的缘故。他们维持袁世凯与吴佩孚的封建势力，目的就在永远握住中国的经济生命，掠夺中国自然的富源与劳力，以图救济或和缓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危机，延长其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命运。

　　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与十八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国际地位及经济地位之不同。在英法各资本主义先进国，资本主义不仅自动的萌芽于封建社会的内部，而且自动的成熟于封建社会的内部，以至打破封建制度狭隘的束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则不然，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乃因国际资本主义之侵入而发生，但在国际资本压迫与操纵之下，决不容独立的发展至于成熟；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在外貌上虽比十八九世纪英法的经济状况更发达（如上海），但这系外铄而非自动，系外国资本之幻影，而非本国资本发展之实质。

　　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当资本主义先进国革命时，国际资产阶级每每能互相援助（如法美）以对抗国际的封建势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时则不然，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本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明证。

　　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既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当此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同夷为最少数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

　　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革命党的领袖们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须同时打倒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则其方略与趋向必至大错而特错，不但不能达到成功目的，而且将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殇。

　　三、革命党之谬误观念

　　上述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决定的；中国革命运动之动因（因外力侵凌，清庭丧权辱国）与挫折（因各国援助袁世凯以下的旧势力），自始即具有复杂之国际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成功，亦必成为国际的问题而不是纯粹可由中国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资本世界崩坏的现象：在西方业已形成普遍的无产阶级之革命运动，在东方业已形成普遍的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两种革命运动的焦点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两种革命运动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所以“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更向前进之惟一重要的先决问题。

　　然而，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专门做成为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防害革命的举动即可免避。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保留这种想头。

　　其实，外国势力早已在中国内政上支配着：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可以决定北京政府一切动作；外国公使、领事、商人、牧师的态度可以影响一切官吏甚至于国民领袖；不仅北京政府一举一动要仰公使团的鼻息，就是广州前前后后的革命政府对于“如在其上”的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常常免不掉畏首畏尾呢！况且外力不停的援助军阀们，革命形势常在失败之中，中国“内政”何日可以肃清呢？国民党因为种了以上的谬误观念，所以对于全国如火如荼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如现在收回旅大的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又如年来工人阶级罢工运动之发展与失败，这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何等重要，但是国民党因为避“赤化”的嫌疑——恐怕外国报纸指他为“过激化”，对于被军阀与洋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情一声不响；最近吴佩孚——国民党现在主要的敌人——对于京汉路工的大惨杀，国民党还是一声不响，还是恐怕惹起英国帝国主义的嫌疑，却不顾及因此要减低劳动群众对于他的同情！

　　因为梦想“友邦”的援助，或者也是使国民党不敢与爱国运动和劳动群众接近的原因之一个。虽然，丢开过去的事实不谈，我们且看现在自称对于孙中山改变态度的英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者，除了敲敲广九与粤汉路接轨的竹杠外，帮助了孙中山些什么？不但没有丝毫帮助，而且香港又成为陈炯明的阴谋窟，英国帝国主义者不日又要资助陈贼回粤发难驱逐孙中山呵！我们试回忆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演说，有何意义呢？

　　因为要避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嫌疑，因为要保持“外交”的面孔，国民党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

　　以上种种谬误与失策，实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比较军事的失败、地盘的丧失要重大得多！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

　　（载《向导》第23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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