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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而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任〕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广州亚东图书馆1938年11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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