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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庵自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

  第一章 没有父亲的孩子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佛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哪里去了呢?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的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渌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花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疏,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米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鄷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走的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着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第二章 江南乡试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象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乡〕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乡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的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明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技,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那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侮〕辱我们做贼,便是诬〔侮〕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帐,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唯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做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见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像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署名:陈独秀

  《宇宙风》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期

   193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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