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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武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 ”,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睛〕,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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