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陈独秀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它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它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它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影响，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地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下表（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于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地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它不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地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

　　 192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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