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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反〔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绝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19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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