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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像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像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像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俄国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把Bolsheviki叫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反对Bol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军预算等。

  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那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像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作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笼统”与“以耳代目”

  头脑不清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原,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这种不求甚解的脾气,和我们中国人思想学术不发达的关系很大,详细说起来,不但太长,而且要惹出许多无谓的是非和可笑的辩论,现在且举一个极浅显的例:

  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对于一切学堂都叫做武备学堂,一切报纸都叫做《申报》,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像这样不求甚解,像这样“笼统”,这样“以耳代目”,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真想不到现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击蔡孑民先生说他是耶稣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学生,攻击胡适之先生,也说他是一个耶稣教徒。蔡、胡两先生是不是耶稣教徒,他们曾在本志发表的文章可以证明,硬相信他们是耶稣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们的确是耶稣教徒,也不算什么错处,拿这个来做攻击的材料,未免犯了“笼统”的毛病。

  我并不是替蔡、胡二人辩护,他们也用不着我辩护,我所伤感的是中国现在的士大夫、留学生,还是和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一样!

  留学生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现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这是什么缘故?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劝已回国未回国的留学生诸君,别抛弃你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

  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

  那个军人不横暴不抢钱?那个官僚不卖国肥家?那个政客不结党营私?我们从前专门骂段派,骂曹、陆,骂安福俱乐部,以为中国人要算这班分子最坏,中国必断送在他们手里;以为别的军人,别的官僚,别的政客,总要比他们好些,其实这种观察是一偏之见,大错而特错。

  南京、武昌、广州也都禁止国民爱国运动,拘捕学生,打伤学生,比北京还要利害。广州的护法军人居然赶跑了议员,打毁了报馆,枪毙了主笔;北海的鱼都飞了,佛也跑了,河间府的田地现在也买不着了;南昌的商会叫苦连天;全国督军的荷包都满了;吴佩孚一旦做了湖南督军,假面就会揭穿。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段派呢?

  中国实业公司是些什么人主持,在那里内外勾结大卖而特卖呢?北京的中、交票是何人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还设法阻碍他兑现呢?“新华储蓄”的功德是谁做的呢?各条铁路是那一系的人把持舞弊弄到这步田地呢?北京□□胡同新造的大洋房,这钱是从那里来的?军事协定究竟有没有得过日本贿赂的人?北方官场中能找得出几个像董康那样干净的人呢?南方官场中能找得出几个像伍廷芳那样干净的人呢?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曹、陆?

  上海某某制药公司是那些人帮他运动注册的?第一次北方议和代表用的八十万,南方代表都毫无沾染?倪嗣冲盐斤加价的事,安徽人无不痛心切齿,偏偏有个进步党的首领说是义举。新思潮的运动,已经很受压迫了,现在又加上一个国民党的要人大骂无产社会,说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广东财政厅,盐运使,关税余款,西南银行的问题,闹得鸭屎臭;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广州也是政学会的家天下;军人反对旧国会的军政府改组案,不是他们指使的吗?他们上海的机关报,现在开始攻击新文化运动了。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安福俱乐部?

  我并不是为段派、曹陆、安福部辩护,我只希望我们青年国民要有彻底的觉悟。所谓彻底的觉悟,并不是要来彻底的攻击他们,是要一方面彻底的觉悟他们都不可靠,一方面彻底的觉悟只有我们自己可靠。不管他们怎样横暴贪污,只要我们自己万万不可再像他们那样横暴贪污,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这公正廉洁的部分渐渐延长,那横暴贪污的部分自然就渐渐缩小。照这样办法,虽说过于迟缓,就怕比用特别大气力、求急速改造社会的效果还大,还要实在。就是攻击他们,也不可偏责一方,因为他们通是一路的人,若是责甲恕乙,不但甲心不服,乙必暗笑这班书生容易欺骗。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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