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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东方杂志》第十五卷六号,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同号该志论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又四号该志之《迷乱之现代人心》,皆持相类之论调。《东方》记者既译载此文,又别著论文援引而是证之,其意可见矣。余对于此等论调,颇有疑点;条列下方,谨乞《东方》记者之赐教:

  (1)《中西文明之评判》文中,其重要部分,为征引德人台里乌司氏评论中国人胡某之著作。按欧战前后类于此等著书,惟辜鸿铭氏有之,日本人读汉音辜胡相似,其或以此致误。辜老先生之言论宗旨,国人之所知也,《东方》记者其与辜为同志耶?敢问。

  (2)弗兰士氏谓:台里乌司氏承认孔子伦理之优越;又云:胡君对于民主的美国宁对于德国之同情较多。夫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之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之否?敢问。

  (3)《功利主义与学术》文中有言曰:“二十年来,有民权自由之说,有立宪共和之说;民权之与自由,立宪之与共和,在欧美人为之,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权之旧制,或藉以实现人道正义之理想,宜若非功利主义所能赅括矣。而吾国人不然,其有取乎此者,亦以以盛强著称于世之欧美人尝经过此阶级,吾欲比隆欧美而享盛强之幸福,不可不步趋其轨辙耳。”诚如《东方》记者之言,岂主张国人反对民权自由,反对立宪共和,不欲比隆欧美不享盛强之幸福耶?敢问。

  (4)自广义言之,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释迦之自觉觉他,孔子之言礼立教,耶稣之杀身救世,与夫主张民权自由立宪共和诸说,以去封建神权之革命家,以及《东方》记者痛斥功利主义之有害学术,非皆以有功于国有利于群为目的乎?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也。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乎?敢问。

  (5)《东方》记者误以贪鄙主义,为功利主义,故以权利竞争为政治上之功利主义,以崇拜强权为伦理上之功利主义,以营求高官厚禄为学术上之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果如是乎?敢问。

  (6)《东方》记者谓:“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夫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试剥肤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者乎?个人生活必要之维持,必不可以贪鄙责之也。《东方》记者倘薄视穿衣吃饭,以为功利主义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犹有一事为功利主义妨阻学术之总因,则此主义之作用,能使社会组织剧变,个人生计迫促,而无从容研学之馀暇,是也。”原来《东方》记者亦重视穿衣吃饭如此,岂非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之非功利主义相冲突乎?敢问。

  (7)《东方》记者以反对功利主义故,并利益多数国民之通俗书籍文字而亦反对之;然则《东方》记者之所为文章,何以不模仿周诰殷盘,而书以篆籀,其理由安在?敢问。

  (8)《东方》记者以反对功利主义故,并教育普及亦而反对之;竟云:“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不特无益学术,而反足以害之。”夫书籍之良否,果悉以售价之高下为标准乎?上海各书局之出版物,售价奇昂,果皆有益于学术者乎?欧美各种小册丛书,售价极廉,果皆无益于学术者乎?倘谓一国之文化,重在少数人有高深之学,不在教育普及;则欧洲中古寺院教育及今之印度婆罗门亦多硕学奇士,以视现代欧美文化如何?敢问。

  (9)伧父君《迷乱之现代人心》文中,大意谓:“中国周、孔以来,儒家统一,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乃自西洋学说输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遂至国基丧失,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于是发生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此主义即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当是非淆乱之时,快刀斩乱麻,亦不失为痛快之举;古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今人有行之者,德意志是也;惟此种强力,吾国此时尚不可得,乃发生教育界回避是非之实用主义;此主义为免思想界各种主义相反相抵之纷扰,亦自可取;惟其注重物质生活,而弃置精神生活,其弊也。中国胡氏,德人台里乌司言之颇中肯。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济,决不希望陷于混乱矛盾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云云。余今有请教于伧父君者:

  (一)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

  (二)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

  (三)欧洲中世,史家所称黑暗时代也,此时代中耶教思想统一全欧千有馀年,大与中土秦汉以来儒家统一相类;文艺复兴后之文明,诚混乱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

  (四)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假定即未破产,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是否有存在之价值?倘力排异说,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与国基,能否使吾族适应于二十世纪之生存而不削灭?

  (五)伧父君谓:“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能以为非也。”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

  (六)伧父君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刃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然则洪宪时代,颇有此等景象,伧父君曾称快否?

  (七)伧父君谓:“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又云:“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固有之文明。”请问伧父君古代之精神生活,是否即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义?或即种种恶臭之生活?(伧父君所称赏之胡氏著作中,曾谓:中国人不洁之癖即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以外,是否亦有精神文明?我中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绝无他种文明?除强以儒教统一外,吾国固有之文明是否免于混乱矛盾?以希望思想界统一故,独尊儒家而黜百学,是否发挥固有文明之道?伧父君既以为非己国固有文明周公、孔子之道,决不足以救济中国,而何以于《工艺杂志》序文中(见第十五卷第四号《东方杂志》)又云:“国家社会之进行,道德之向上,皆与经济有密切之关系。而经济之充裕,其由于工艺之发达。十余年以来,有运动改革政治者,有主张提倡道德者;鄙人以为工艺苟兴,政治道德诸问题,皆迎刃而解。非然者,虽周孔复生,亦将无所措手。”是岂非薄视周公孔子而提倡物质万能主义乎?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治理中国,他事之进化与否且不论,即此现行无君之共和国体,如何处置?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10)《中西文明之评判》之中有云:“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

  (11)胡氏谓:“中国之文化为完全,较之欧洲文化,著为优良。”又云:“至醇至圣之孔夫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彼文人以达于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诸君(指西洋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此诸君唯一之救济也。”此固不但谓非中国固有之文明,不足以救济中国,更进一步,而谓“欧洲人非学于我等中国人不可。”(胡氏原语)案辜鸿铭氏夙昔轻视欧洲之文明,即在欧人之伦理观念(即此文之所谓世界观),以其不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义也。辜氏于政治,力尊君主独裁之大权;不但目共和为叛逆,即英国式之君主立宪,亦属无道。彼意以为一国中,只应有上谕而不应有宪法。宪法者,不啻侵犯君主神圣,破坏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怪物也。此等见解之是非,姑且不论;《东方杂志》记者诸君倘以为是,则发行此志之商务印书馆何以不用欧洲文译中国书,输出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优良文明以救济世界;却偏要用中国文译欧洲书,输入混乱矛盾之文化,以乱我中国圣人之道,使我中国人思想自由,使我中国人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迷乱而不可救济耶?敢问。

  (12)台里乌司氏谓:“欧洲之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张,亦殊正当;胡君著作之主旨,实在于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来之伦理的国民的经验,视吾欧人,殆如小儿;吾人倾听彼之言论,使吾人对于世界观之大问题,怅然有感矣。”彼迂腐无知识之台里乌司氏,在德意志人中,料必为崇拜君权反对平民共和主义之怪物,其称许辜氏之合理与否,兹不必论。独怪《东方》记者处共和政体之下,竟译录辜之言而称许之。岂以辜氏伦理上之主张为正当耶?敢问。

  (13)台里乌司氏谓:“欧洲之道义,全属于物质的。伦理之方面,即以赏罚之概念为主。中国在纪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学者,从精神之根本动机,说明善为自成与自乐,非依酬报而动者。”按此即伦理学上动机论与功利论之分歧点,亦即中西文化鸿沟之一也。此二者之是非且不论,今所欲论者,动机论之伦理观,岂中国所独有而欧洲所无乎?所以造成今日欧洲之庄严者,非进化论发达以来,近代Utilitarianism战胜古代Asceticism.及基督教之效乎?敢问。

  (14)胡氏谓:“欧洲人在学校所学者,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在学校所学者,为君子之道。”夫个人人格之养成,岂不为欧校所重?即按之实际,欧人中人格健全所谓Gentleman者,其数量岂不远胜于我中国人乎?崇拜孔夫子之中国人,其人格足当君子者,果有几人?且智力德三者并重,为近代教育之通则;若夫Herbart派之专事外行之陶冶,及胡氏所谓学为君子之道,果为完全教育乎?敢问。

  (15)台里乌司氏称:“中国人三岁之儿童,在学校中学中国大思想家之思想;德国人在学校,于自国文化之高顶,绝不得闻。”夫教儿童以大思想家之思想,果为教育心理学原则之所许乎?试观中国、印度及回教各民族之儿童教育,皆以诵习古圣经典为重,其效果如何?敢问。

  (16)台里乌司氏承认孔子伦理之优越,而视欧西之伦理,为全然物质主义。且推赏胡氏之著作,谓微妙锐利,无逾于此书。而胡书中曾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意于物质之一佐证。不知所谓精神者,为何等不洁之物?敢问。

  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

  191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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