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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起初消息传来时,他们还以为是虬髯客对杨素提出了什么威胁,后来接到乐昌公主的信函后,才知道他们竟是在和平的状况下达成协议。

  李靖倒是对虬髯客更为感到神秘莫测了。他知道杨素是不轻易向人妥协的,和平地谈判此威胁他更难成功,因为他是个十分现实的人。

  采用威胁的方法,只要手中确实掌握有威胁他的证据,他权衡利害之后,会考虑接受的;但是他也会处心积虑地寻求自卫的方法来消除威胁,所以李靖等仍处于危险之中,并不就算安全了。可是和平地解决就不同,尤其是要他公开宣布对拐逃姬人一事放弃追诉,补上一纸文书,继续承认李靖的门客身份,这实在不容易。李靖拐逃红拂之事已传遍天下,而李靖参以元宵花灯之夕的行凶也是众所目睹的事实,杨素此举还必须去打通宇文一族的关节。

  杨素既不是个大方的人,也不是个有担待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做,必然有着更为吸引他的有利条件。李靖不知道虬髯客许了杨素什么条件,但想得到必是作了相当程度的牺牲。这使李靖很感动,但也加重了心里的负担,他们欠虬髯客的更多了。不过从此以 后,不必再度逃亡,隐姓埋名了,更可以自由自在,双双公开地活动了,这毕竟是件可喜的事,所以他们准备出发了,也正好屡行先前对那些部属所许的诺言:出动去巡视一番。走的时候,他们不像来时那样狼狈了,他们带了八名健仆,一对侍儿薛飞霞与董轻云。张豹是总管的身份前导,有时要打个前站,准备歇宿休息的地方。

  行止栖宿,自然都是最豪华的逆旅行台,李靖这国公第使者的身份是很吃香,民风采访使虽不是皇帝钦命所委,但是此钦差更神气。

  那些地方官都知道:钦差大人虽然有生杀子夺的大权,但毕竟还要抓了实在的凭据,才能治他们的罪,但越国公如果要他们的脑袋,只要轻轻地开句口就行了。

  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府县州官等总是远迎出郭,呈递手本请安,侍奉唯恐不周。

  李靖没做过官,但是游侠京帅,交往的都是王孙公子,在越国公府第中,见过的大官太多了,对一二品的大员也都是平起平坐,常礼相见。

  张出尘更不必说了。所以在这场合中,他们自然流露出那股尊严的气质,使得那些官儿们更是唯恭唯敬,不敢少有懈怠。

  也因此,在应付过了官方酬酢后,他们开始私人行动时,十分方便。

  要在一个地方召集一两百或是几十个人,甚至于公开地动刀动枪,操演训练,这是必然惹人注目的事。

  但是行军布阵以及战技的考核,又必须要极大的空地,很难保持秘密地进行。

  多亏李靖这特殊的身份够资格唬住人,有人根本不敢劲问。有几个胆子稍大,或是背后靠山较硬的,巧妙地侧面打听,李靖一句话就回答了国公第亲丁操演。

  问的人自然识趣地不再详询究竟了。

  各王公巨室,私下培植势力已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执掌兵权的将领们,不断地在扩充自己的兵力。皇帝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但他们也不能做得太明显,只有在各处自行招募壮勇,由当地的一家大富户出面,名为雇佣庄丁佣工,而后实施战技训练,等到训练成熟,再具表向朝廷奏请报备,编一个冠冕堂皇的埋由,要求募集壮丁。

  朝廷多半照准,许他们便宜行事。于是那些训练精熟的壮丁们纷纷由各地集中报到,编列名册,成为正式的军队,并开始领受朝廷的军饷。

  朝廷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自从三国鼎立而至魏晋以迄大隋,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各地的将领们拥兵自重,自相纷争,牺牲者亦众,而其中老弱充数者有之,吃空缺虚报名额者更是普遍。

  号称数万大军者,往往不足半数,战力更是问题,而边境外寇势力日炽,经常作试探性的骚扰,军旅亟需整顿充实,汰旧易新;可是朝廷不敢明令行之,唯恐一些有野心的悍将借这机会大事扩充,壮大得使朝廷无法控制。

  此其一,再者则是隋文帝节俭成性,做了皇帝,小家子气却不改,舍不得拿出大笔的经费来整军;他让那些将领们自己去设法。

  最重要的一点,他可以控制军队的人数,让各地自行补充,齐头并进,每人增兵一千,两百个将领同时扩张,国家多了二十万大军,却不会集中于一二人之手,朝廷不仅能收制衡之效,而且还能随时微调移防……

  所以李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问题挡了回去。

  这时候,李靖才了解到虬髯客何以要为自己争取这一个虚衔的用意,那可以使他们这些部属化暗为明地接受训练,而不受注意干扰。

  也许,是对杨素。他也是面许以这些实力作为对杨素的支持而获得首肯的。因为他辗转行了五六个城市,集训了将近有千余人了。

  杨素必然也接到密报或通知了,却没有任何动静,在杨素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事。

  据张出尘的了解,凡是各地的将领私人武力,超过两百人时,即会受到注意;到了四百人,立即受到警告压制了。他不会允许一个人的实力扩展太大的。

  累积至千人而不闻不问,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私人势力。

  这猜测果然得到了证实。

  那是他们来到了第六站淮阴,这是淮河重镇,也是初汉名将韩信的故里。

  虬髯客在此地所设的分站头目姓侯,叫侯方宗,跟别处不同的是他没有士绅的身份为掩护,却有个更佳的伪装,他是个大盐枭。

  历来盐铁二项物资,都由朝廷公营,民间不得私自买卖,原是一片善意,因为这两项东西都是民生最重要的必需品;执掌在官府中,可以制衡经济,控制需求,用意非为不佳,但是日久而弊生。

  尤其是迭经战祸,国库空虚,若增赋税,又恐启民之怨,只有变通手段,改在公卖物品上打主意,提高售价,以增收入,问题于兹而生。

  铁还便于控制,因为要开采矿砂,烈火熬炼,锤打成器,经过很多道手续,不是一二人的力量能做到的,官府不容易控制一点,盐的制成太简单了。

  沿海一带,烧海为盐,把海水引入低地后,以干禾草烧成熟灰投入,蒸干水分,即为食盐,有些地方则更简单,将海水导入盐田后,由日炙成盐。盐的制成既是如此简单,民间无不私自偷制。

  官府不涨价尚且乏人问津,何况又要提高售价呢?

  但那些离海较远的地区就不同了,相去千百里,取得极为不易,而盐又为摄生之必需,万不可缺,任凭售价再高,也只有忍痛购入。这些地方,盐价高出米粮多倍,不逊珠玉,而且经手的官吏,也经常居间再加些赚头。

  利厚必然弊生,也容易引起一些亡命之徒,舍命以赴,盐枭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在产盐的地区,以极低的代价取得食盐,结伙私运到缺盐的地方转售,获利往往在百倍以上,只是风险太大。

  一则要躲开官府的逻骑,这是犯法的行为,一旦被执,轻则鞭笞、戍边、罚苦役,重则刚肢斩首。二则还要抗拒沿途绿林人物的劫掠。三则负重而远行,一定要体力,虽然也用骡马驮运的,但那还是官府运盐者居多,因为他们可以公开地走官道,不必避人。

  私枭所经,多半为山野间僻静小道,跋山涉水,牲口无法行经之处,只有靠人力来背负了。以是之故,盐枭们必定要孔武有力,能拼能杀,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而且还是啸聚成群。

  淮河沿海,为产盐之区,于是淮河航经之地,尤多盐枭,他们散布在各大都邑,手下经常养着百来个彪形大汉,与官府作对,以生命博取暴利。

  有时候,官府对一些形成了气候的大帮枭,只有眼开眼闭,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了,大到可以吃掉小股的官兵,谁又肯赔上性命去找他们麻烦呢?

  若是他们再够意思些,让官兵们也沾一份好处,就更没人管了。

  当然,这种盐枭的势力必须要够大、够凶,足以吃掉一些小股兵才行。

  侯方宗就是这么一个大盐枭。他在码头边公开设寨,聚集了数百名水陆英雄好汉,还有几十条大船,由沿海地区,收得民间的私盐,杂在其他物品中载来,再行分散转运到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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