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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识面早相知


                   金庸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 读的是《资治通鉴》 和H.G.Wells(威尔斯) 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淳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 Q正传》 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而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此时回思,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县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而来。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是英国一位历史学教授批评威尔斯那部著作的,说他处理历史事实不够严谨,证据尚未充分便下结论,不符合学术上公认的规矩。我对这篇严酷的批评很是信服, 深深感觉到做学术研究和写漂亮的文章是两回事, 也觉得《通鉴》中司马光任意挥洒、曲雅优美的文笔,也恐怕是装饰了不少可能未必符合真相的史实。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 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tory(《历史研究》 )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后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上了重在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来到香港在《大公报》工作,工余就着手翻译汤恩比博士这部大著的节本(他这部大著共十二卷,当时还未写完),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转而去翻译几本与中共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性书籍,把《历史研究》搁下了,更后来见到陈晓林史的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

  此后数十上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读《对话录》时,我已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对汤恩比过分推崇基督教精神的看法有了比较清醒的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拜服,不过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胸怀,还是佩服不已。在北京大学授我以名誉教授的荣衔时,我得知日本有好几位名人曾获得提名,但未蒙学校的教授会通过,我感愧之中,听说池田大作先生是我的前辈,感到又多了份荣幸。后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建议我和池田先生对话,我自然欣然同意,但恐自己名望与学养不相称,有点不敢当。此后和池田先生对话以及在香港与在日本和他交游,感到不但是知识上的交流,也是精神与友情的重大享受。我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我衷心钦佩他坚决主张日本应对侵略中国一事认错道歉,佩服他力抗日本右派分子的恐吓与攻讦而坚持正理的大勇,佩服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人民文化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

  对话是即兴进行的,有时是在餐席之上,有时是在茶之际,有时正在欣赏山水之秀、庭园之美。我个人由于学识浅陋,随口说话往往未经深思熟虑,错误与不足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群指教。我这些浅见若不是依附于池田先生的珠玉之后,原不足以赶着出版,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我们两人崇敬学术的尊严与开放,尊敬学术研究,盼望学术与教育的进步对世界、社会、人民作出有益贡献,这份心意,和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北大精神”是全然相符的。

  想到池田先生时,脑中常出现清人赵翼在伉州西湖赠给袁枚的一首诗,“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成意外奇,才可必传能有几(指对方)?老犹得见未嫌迟。” 中国人常说“相见恨晚”,但如能同见到池田先生那样言语投机,一见如故,也就 “未嫌迟”了。

  在对话及书信中,池田先生常有过誉,我本来是万万不敢当的,请读者们理解为日本长者重视礼貌的习惯作风就可以了。

  (谨对对话进行时作口译的周崎先生、笔译的孙立川先生、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理事长李刚寿先生、执行编辑甄艳慈小姐各位深致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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