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金庸] 第二回小人毒计

第二回小人毒计(1)

　　须知换朝改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今日大陆之上，若是有人著书作文，不经意写上“中华民国某年”字样，势必身遭横祸，纵然是叙述民国年间历史，亦所不许，反而于述及清史时写上“清顺冶某年，康熙某年”，反而无碍。盖最犯当政者之忌者，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这《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朝年号纪年，原无不合，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大都只助修一朝数卷，未能通阅全书，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偏是对清朝痛恨入骨，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清年号。庄廷鑨双眼既盲，未能察觉，终致授小人以可乘之隙。

　　次日中午，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禀帖，连同这部明史，送入将军松魁府中。他只道松魁收到禀帖后，便会召见，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之事，赏赐极厚，料想中事，说不定皇上还会将自己连升三级。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连等上大半年，日日到将军府去打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那门房竟是不许自己再行上门。

　　吴之荣心焦已极，眼见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这场告发却是没半点结果，又是烦恼，又是诧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踱进去想看看白书，以消永日，只见书架之上，陈列着三部《明书辑略》，心想：“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明日再写一张禀帖，递进将军府去。”要知浙江巡抚乃是汉人，将军则是满州人，他生怕巡抚不肯兴此文字大狱，所以定要向满州将军告发。

　　他打开书来，只看得几页，不由得吓了一跳，全身犹如堕入冰窖，一时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书中各处犯忌的文字，竟然无影无踪，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至于攻讦建州卫都督（满清皇帝祖宗的亲戚），以及大书隆武、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更是一字不见。但文字前后贯串，书页上干干净净，更无丝毫涂改痕迹，这戏法如何变来，实是奇哉怪也。他双手捧书，在书铺中呆呆出神，过得半晌，大叫一声：“是了！”眼见此书书页封函，洁白崭新，向店倌一问之下，果然是湖州贩书客人新近送来，到货还不过七八天。他心道：“这庄允城好厉害，当真是钱可通神，他收回旧书，重行镌版，另刊新书，将原书中所有大逆不道之处，尽行削删干净。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原来那将军松魁不识汉字，幕中师爷不愿将此事弄大，只将原书和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说道投禀者有吹求之嫌，请抚台大人详查。

　　将军松魁这个幕客姓程名维藩，浙江绍兴人氏。明清两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所以“师爷”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绍兴”，称为“绍兴师爷”。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此后办理刑名钱谷，处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均由师爷手拟，大家既是同乡，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覆。所以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紧的便是重金礼聘一位绍兴师爷。明清两朝，绍兴人做大官的并不甚多，却操纵了中国庶政达数百年之久，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奇迹。

　　那程维藩倒是一个宅心忠厚之人，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这句名言，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师爷拟稿之际，几字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开脱，即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门中救人，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见这明史一案若是酿成大狱，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身破家，当即向将军告了几天假，星夜坐船，到湖州南浔镇上，将此事告知了庄允城。

　　陡然间大祸临头，庄允城自是魂飞天外，登时吓得全身瘫软，口涎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过了良久，这才站起身来，双膝跪地，向程维藩叩谢大恩，又向他问计。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反覆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久，隐瞒是瞒不了的。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一面赶开夜工，另镌新版，删除所有讳忌之处，重印新书，行销于外。官府追究之时，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便可消弭一场横祸了。当下便将比计说了出来，庄允城惊喜交集，连连叩头道谢。程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何官应送礼若干，何官应如何疏通。庄允城一一受教。程维藩回到杭州，隔了半月，才将公文移送浙江巡抚朱昌祚。

　　朱昌祚接到公事，这种刊书之事，属学政该管，当即移牒学政胡尚衡。其时庄允城的重赂，已经送到将军衙门、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又告了一个月病假，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湖州府的学官又躭搁了二十几天，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要他二人申覆。这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将两部新版书缴了上去，回禀说道：“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讳禁犯例之处。”层层申覆，就此不了了之。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侯消息之时，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使将出去。

　　吴之荣直到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方知就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才能重揭此案。杭州各家书铺之中，原版书早给庄家买清，当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搜购，岂知仍是一部也觅不到。他穷愁潦倒，只好废然还乡，也是事有凑巧，旅途之中，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一看之下，所读的便是这部《明书辑略》，借来一翻，竟是原版。这一下大喜过望，心想若向客店主人求购，一来他未必肯售，二来自己也无银子。买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告到北京城去。

　　吴之荣来到北京，便写了禀帖，告到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说明庄家家如何贿赂官员，改镌新版。不料在京中等不来一个月，三处衙门先后驳覆下来，都称细查庄廷鑨所著《明书辑略》一书，内容并无违禁犯例，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并非实情，显系挟嫌诬告，至于贿赂官员云云，更系捕风捉影之辞。那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说道：“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原来来庄允城受了程维藩之教，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有关官吏师爷，也早已送礼打点。

　　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见回家已无盘缠，势将流落异乡。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文字中稍有犯禁，便即处死，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着的对手是富豪之家，这才阻难重重。既无退路，心想拼着坐牢，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分呈四位顾命大臣；同时又在客店中写了数百张招纸，揭露其事，便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若是上官追究起来，说他危言耸听，扰乱人心，不免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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