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92)_罗曼·罗兰

一九二

　　安东妮蒂害怕她要去的那个世界。六年来她已经变了。她本来很大胆，什么都不怕，现在却养成了沉默寡言和单独生活的习惯，要她接触社会反倒成了一桩苦事。过去幸福的日子已经一去无踪，嘻嘻哈哈、唠唠叨叨、快快活活的安东妮蒂也随着一去不复返了。不幸的日子使她不再喜欢交际。当然，和奥利维在一起生活，也不免要受到他腼腆性格的感染。除了和弟弟说话，她几乎不大开口。什么都使她害怕，连出去拜访人也不敢。因此，一想到要去住在陌生人家里，天天和他们谈话，时时站在他们面前，她不由得不神经紧张了。可怜的少女并不比她弟弟更适合做教师，她只是凭良心办事，对工作并没有信心，也感觉不到她的工作对人会有什么好处。她生来是爱人，而不是教人的。但谁在乎她的爱呢？

　　没有一个地方用得上她的爱，她在德国的新职务更用不上。她在葛罗纳蓬家教孩子们学法语，但这家人对她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既傲慢，又随便，既不关心，又不识趣，他们舍得花钱，就以恩人自居，以为得了他们的钱，一切都得听他们的。他们把安东妮蒂当作一个用人，不过稍微高级一点而已，所以几乎不让她有自由。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卧房，只睡在孩子们卧房的外间，房门夜里都得打开。她没有单独的时间。他们不尊重她的隐私——虽然私事不让外人知道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

　　因此，她唯一的乐趣是和弟弟心灵交流，言语交谈，她就尽量利用自由的时间。但他们不让她有片刻的自由。她才写一个字，就有人在房里围着她转，问她写的是什么。她一看信，人家又问她信上说了什么；他们开玩笑似的随便打听她的“小弟弟”。她不得不躲避他们。有时，她要用什么办法，躲到什么地方，才能读奥利维的信而不被人看见呢？说出来会令人难为情得脸红的。如果她把信放在房间里，肯定会有人偷看；她除了衣箱以外，别的家具都不能上锁，于是，只好把私信全都带在身上，因为人家总在搜索她的东西，她的内心，竭力要勾出她思想上的秘密。并不是葛罗纳蓬一家关心她的私事；而是他们认为她是花钱雇来的人，那就得归他们管。再说，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不尊重隐私的习惯，实在积重难返；而且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不在乎。

　　安东妮蒂最受不了这种打听隐私而不脸红的习惯，使她一天片刻也躲不开他们刺探的目光。而她对葛罗纳蓬一家人有点矜持、有所保留的态度，也刺伤了他们。当然，他们找得到合乎高尚道德的理由来使他们粗俗的好奇心合法化，同时责备安东妮蒂不该隐瞒。他们认为一个住在他们家里的少女，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她既然负责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也就有责任要了解她的私生活——家庭主妇对她们的用人说过这种话啊！她们所谓的“责任”并不是减少可怜的用人一点劳累，或是一点厌倦，而是不许她们有一点娱乐——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安东妮蒂拒绝承认这种良心上的责任，那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因为一个清白的少女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就是这样，安东妮蒂时时刻刻都在受到折磨，时时刻刻都得保护自己，因此，她对人显得更冷漠，比平时更专顾自己了。

　　她的弟弟每天给她写信，一写就是十二页；她也每天回信一封，哪怕只有两三行。奥利维努力装作一个勇敢的小大人，尽量不流露太多的痛苦。其实，他苦闷得要死。他和姐姐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一种相思两处愁，他仿佛丢了半条命，不会用手、用脚、用脑，不会散步、弹琴、工作，不会无所事事，甚至连做梦也不会——除了梦见姐姐。他从早到晚拼命看书，但是看不进去，他心不在焉；他痛苦，想姐姐，想头一天的信，或者眼睛盯着钟，等当天的信；信一到，他拆开的时候手指发抖——又是快活，又是害怕。

　　就是情书到了情人手里，手指也不会这样哆嗦，心情也不会这样不安。他像安东妮蒂一样躲起来看信；他把信都带在身上；到了夜里，他把最近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底下，想姐姐想得睡不着，就用手摸摸信，看在不在那里。他觉得姐姐仿佛远在天边！如果邮局耽误了，把头一天的信第二天才送到，那他特别觉得迫不及待。两天两夜，他们不能谈心！……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老把时间和空间夸大了。他的想象力也来帮倒忙：“天呀！她是不是病了？会不会不等见他一面，就死了呢？……为什么头一天只写这么几行？……是不是她病了？……是的，她一定是病了……”他憋得吐不出气来——他想得更多的是：他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姐姐不在眼前，眼前只有漠不关心的人，令人厌倦的学校，愁容满面的巴黎。他想得太多，真要生病了……“要不要写信叫她回来？……”——他一想到自己这么懦弱，就不免要脸红。但一写信，和姐姐谈得这样开心，他却会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看见她，听见她，和她无话不谈，甚至和她在一起时，两个人谈得也没有这样亲切热情；他叫她“我全心全意热爱的好姐姐”。这真是些情书。

　　这些信用温情浸润安东妮蒂的心，只有信里才有她可以呼吸的空气。如果早上等信的时候，信没有来，她就会失魂失魄似的。有两三回，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满不在乎，或者是恶作剧——谁说得准？——把信一直拖到晚上才交给她，有一回甚至拖到第二天，使她急得发烧——到了新年那一天，姐弟两人不约而同，花了不少钱给对方拍了一个长电报——说来也巧，电报同时到达两地，使得两人又惊又喜——奥利维有问题，有困难，都找安东妮蒂；安东妮蒂就帮助他，支持他，给他打气。

　　其实，她自己还需要人家打气呢。她闷死了，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人关心她，只有一个不久前从外地来的教书先生的太太，和她同病相怜。那位太太是个好妈妈，同情姐弟两个分开的痛苦——她硬要安东妮蒂告诉她一段伤心史——但她说话太吵，太俗，不知轻重，没有分寸，吓得安东妮蒂的贵族心灵更加不敢外露了。没有人可以谈心，她只好让苦闷郁积在心里，这是个沉重的负担；有时她觉得要压垮了，但一咬嘴唇，又能挺起来向前走。这有损于健康，她瘦多了。弟弟的信也越来越泄气。有一回他居然丧气得来信说：“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信刚寄出，他就后悔，立刻又写一封，求安东妮蒂撕掉头一封信，千万不要当真。他甚至假装快活，说用不着姐姐。他的自尊心强，疑心又重，唯恐人家相信他不能没有姐姐。

　　安东妮蒂当然不会受骗，她看得出弟弟的心思，但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天，她几乎要回去了，甚至到车站去打听开往巴黎的火车时间。后来一想，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里赚的钱正是为奥利维付膳宿费的；因此，只要可能，两个人都该坚持下去。但是她的决心不大：早上，她的勇气刚刚恢复，越是临近黄昏，她就越泄气，甚至想逃之夭夭。她思念家乡——好个对她冷酷无情的家乡，但那里埋葬了她过去的岁月——她怀念家乡的语言，她和弟弟表达姐弟之情的语言。

　　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法国剧团经过这个德国小城。安东妮蒂很少看戏——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遏制不住想听听法国语的念头，她想在法语声中使自己忘记身在德国。其余的事，前面已经讲过。戏票卖完了；她碰到了约翰·克里斯托夫这个年轻的音乐家，她并不认识他，但他看到她失望的神气，就请她到他的包厢里去看戏，她贸然答应了。她和克里斯托夫看戏的事引起了小城的闲言杂语，很快就传到了葛罗纳蓬家人的耳朵里，他们本来就对这个法国少女不怀好意，加上我们在《反抗》中讲过的原因，对克里斯托夫也很恼火，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安东妮蒂辞掉了。

　　这颗纯洁而羞怯的心灵想到的只是姐弟之情，一点也没有卑污的念头，明白了人家强加给她的罪名，真是又羞又气。但她一点也没有怪克里斯托夫。她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和她自己一样，如果说他连累了她，那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她还是感激他的。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个音乐家，受到过激烈的攻击；虽然不懂世故，但她内心有种天然的直觉，因为受过苦难而更敏锐；她看得出陪她看戏的男子没受教育，有点傻气，和她一样单纯，有男子汉的气概，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心情舒畅。人家说的坏话，并无损于她对克里斯托夫的信任。她本身是个受害者，不难猜到他也是个长时间受到恶意攻击的人。既然她已经习惯于为人着想而忘了自己，因此，一想到克里斯托夫可能受过的痛苦，反倒减轻了一点自己的痛苦。但说什么她也不想再去找他，或者和他通信；因为这违反了她清高的天性。她心里想：他并不知道他害了她；那她就好心好意地希望他永远不要知道。

　　她走了。说来也巧，离开小城一小时后，她坐的火车又迎面碰上了克里斯托夫坐的火车，他在外地过了一天，正在归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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