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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应当为今天的奴才说句公道话。他们没有坐上娘娘的宝座。人家要他们当奴才,他们就当奴才——不过是些不好的奴才,什么也不打扫;房里乱七八糟。他们袖手不管整齐清洁的事,反要他们的主子、神圣的选民代劳。

  说句实话,一段时间以来,有个反对当时思想混乱的运动已经初露端倪。有几个人虽然力量薄弱,却坚决要为公众的心理卫生奋斗;不过克里斯托夫在他所处的环境里是看不到的。再说,这些人说话没人听,反倒给人取笑。好不容易有个把生气勃勃的艺术家起来反对流行的病态艺术,病态作家们就群起而攻之,用群众的欢迎做他们的挡箭牌。反对派只好闭上嘴巴。群众已经表态了:这是艺术上的最高法令!偏偏没人想到:群众受骗为骗人的作者做证,是不算数的;艺术家应该引导群众,而不该是群众引导艺术家。数字成了宗教——观众的数目和票房的收入——统治了这个商业化民主的艺术思想。评论家也紧紧跟在作家后面,奴颜婢膝地说:艺术品的主要作用是讨人喜欢。成功就是法律;受欢迎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努力要预测娱乐场上行情的涨落,要从群众眼里看出他们对作品的评价。妙就妙在这里:群众也在打量评论家,想从他们眼里看出应该如何评价作品。就是这样,双方互相打量,在对方眼里只看到自己毫无把握。

  然而,这时最需要的却是大胆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里,风气的力量巨大无比,潮流永远滚滚向前,不像在一个守旧的国家,潮流还有倒退的时候;因此,虚伪的思想自由扶摇直上,势不可挡。群众无法表示意见;其实他们心里反感;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灵魂深处的秘密。如果评论家有勇气,如果他们敢说实话,那会有多大的力量啊!一个强有力的评论家(克里斯托夫这个强有力的年轻人心里想),几年之内就可以成为左右公众趣味的拿破仑,把有病的艺术家都扫地出门,送到养老院去。但是你们不再有拿破仑了……首先,你们所有的评论家都生活在污染的空气中,不再感到空气已经污染了。

  其次,他们都不敢说话。他们大家都是熟人,成了一个集体,应该互相照顾,不能离群独立。要独立,就得放弃社交生活,甚至失去友谊。在一个软弱的时代,谁有这种勇气呢?为了坦率的批评可能引起许多麻烦,那值不值得呢?谁愿意为了尽责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谁敢对抗舆论,和公众的愚昧做斗争,揭穿胜利者的平庸,保卫孤立无依、受尽欺压的无名艺术家,强迫奴颜婢膝的人去当家做主呢?——在头一夜上演一出戏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在戏院的走廊里听见评论家的谈话:“嘿!你说糟不糟!简直糟透了!”

  但是第二天,他们在报纸上却把这出戏说成是一部杰作,简直是新生的莎士比亚,天才的翅膀扇动的仙风吹过了他们头上。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人才,”克里斯托夫对西尔伐·高恩说,“而是人格。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西尔伐·高恩带刺地问。

  “一个布瓦洛这样的批评家也许比十个天才艺术家还更重要。”

  “即使我们有一个布瓦洛,”西尔伐·高恩说,“也没有人听他的。”

  “如果没人听,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布瓦洛。”克里斯托夫反驳说,“我敢担保,一旦我把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告诉了你们,尽管我的嘴笨,你们还是会听的,而且你们一定会相信的。”

  “我可怜的老朋友!”西尔伐·高恩哧哧笑了。

  他对群众的意气消沉这样有把握,这样得意扬扬,克里斯托夫瞧着他,觉得他这个法国人比外国人对法国还要陌生一百倍。

  “这不可能,”克里斯托夫又说了,这话他走出马路戏院时早已说过,“一定还有没看到的东西。”

  “你还要看什么呢?”高恩问道。

  克里斯托夫固执地反复说:“法兰西。”

  “法兰西,就是我们呢。”西尔伐·高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克里斯托夫瞪着眼睛瞧了他一阵,然后才摇摇头,又唱起他的老调来:“一定还有没看到的。”

  “那好,我的老朋友,那你就去找吧。”西尔伐·高恩说,他笑得更厉害。

  克里斯托夫可以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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