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54)_罗曼·罗兰

一五四

　　头一次和巴黎文学的接触使他感到痛苦，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忘记。然而，并不是没有好作品，好作品却不是某个作家所谓的“基本上是消愁解闷的闲书”。但最美的最好的书，克里斯托夫一本也看不到。好书并不迎合西尔伐·高恩的口味；也不在乎这种读者，这种读者也不在乎好书，于是，彼此两免。西尔伐·高恩从来没对克里斯托夫谈过好书。说真心话，他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体现了法国的艺术，除了他们承认的大作家以外，法国就没有人才，没有艺术，甚至没有法国。

　　法国文坛的桂冠诗人，克里斯托夫一个也不知道。小说家哩，不低级庸俗的书他只看到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但他对法语还不够熟悉，欣赏不了他们深刻的讽刺和敏感的思维。他只能好奇地瞧瞧法朗士花房里栽培的橘子树，还有巴莱斯精神墓园里星罗棋布的弱不禁风的水仙。在高不可攀而又愚不可及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闻得到一股单调而世俗的神秘气。他摇摇头，掉进了左拉浪漫主义的泥流，才伸出头来，又给泛滥的文学洪流淹没了。

　　从这些洪水淹没的平地上闻得到女人的气味。那时，文坛宝座上坐的多是女人或是会写女人的男人——女作家如果能老老实实写出男作家看不到、写不出的女性心灵深处，那本来是妙不可言的。但很少女作家敢这样写；大半女人写作都是为了勾引男人；她们在书上和在客厅里一样说谎；她们涂脂抹粉，美化自己，和读者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自从她们没有可以忏悔、可以吐露隐私的神父以来，她们只好把私情告诉读者。

　　于是，小说多如雨下，几乎都是低级下流、装模作样的，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字里行间闻得到香水店的气息，亲亲热热、甜甜蜜蜜的虚情假意。这股气味充斥了法国文学。克里斯托夫不禁和歌德一样想：“女人愿写诗文就写诗文吧！但男人可不能写得像女人啊！那才叫我受不了呢。”他厌恶鬼鬼祟祟的调戏，献媚撒娇，故作多情，为毫无趣味的人浪费心血，矫揉造作，放肆无度，他厌恶这些赶大车的心理学家。

　　但克里斯托夫心里明白他还不能作出判断。市场上的喧嚣震得他耳聋眼花。他不可能在喧哗声中听到美妙的笛音。其实，在这些肉感的作品当中，也隐藏着在青天下微笑的山峦起伏，隐藏着才气和韵味，生活的甜蜜，风格的细致，像班吕琪和小拉斐尔画中情窦初开的青年，眼睛半开半闭，对着他们的爱情梦微笑一样。克里斯托夫看不见隐藏的微笑。没有什么形迹显示了这内在的潜流。甚至一个法国人也很难看得出来。因此，他只看得见泛滥成灾的作品，简直成了公害。大家似乎都成了作家，无论男女老幼，军官戏子，头面人物或文抄公。真是写作成风。

　　克里斯托夫暂时不想表态。他觉得西尔伐·高恩这样的向导只会把他引入迷津。他在德国和文学界打交道的经验使他正当地存有戒心；对书籍杂志他都抱怀疑态度：天晓得这些书刊能代表多少闲人的意见？说不定作者就是作品的唯一读者呢？戏剧更能使人正确了解社会，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戏院好比巨人的饭店，不够满足两百万人的胃口。巴黎有三十多家大戏院，不算各区的演出场地，咖啡音乐厅，各种游乐场所，还有一百多个小剧场，差不多都是夜夜客满。演员和职员有一大堆。光国家资助的四大剧院几乎就有三千人，每年开支要一千万法郎。

　　整个巴黎都是蹩脚演员的用武之地。每走一步，都会看到他们无数的照片、画像、漫画，全在扮着怪相；到处都会听到留声机播放他们哼哼哈哈的声音；都会读到报上宣传他们对艺术和政治的高见。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报上发表他们的英雄业绩，家庭琐事。在普通的巴黎人当中，这些无所事事的大孩子靠互相模仿过日子，沐猴而冠，当家做主；而剧作家只不过是他们的随从而已。于是克里斯托夫请西尔伐·高恩带他到这个光怪陆离的戏剧王国去见见世面。

　　不料西尔伐·高恩这个向导，在戏剧方面也并不比在书籍方面更加胜任，带给克里斯托夫的头一个印象是：巴黎的戏剧界和出版界一样令人反感。似乎到处都出卖智力，就像卖淫一样。

　　娱乐商有两派。一派是老式的，带有民族色彩，喜欢说些粗话脏话，毫无顾忌，嘲笑丑八怪、大肚皮、畸形人、超短裤，说些兵营里的笑话，加油加酱，加胡椒粉，谈发臭的烂肉肉包用的房间——他们把这叫作“男子汉的直率”，以为演了四幕母狗下崽的丑戏之后，在最后一幕乌七八糟地使淫乱的妻子回到合法丈夫的床上，这样就算调和了放荡行为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只要不犯法，也就不算违反道德——这样直言不讳，轻描淡写，把婚姻和放荡混为一谈——这就是高卢人的派头。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加巧妙，也就更加令人恶心。戏院里多是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他们把各种感情拼凑在一起，这是世界主义蜕化变质的一个明显标志。有些儿子羞与父亲为伍，就拼命否定父子本是同根生，结果没有辜负他们的苦心，居然成功。摆脱了百年来的心灵联系之后，他们剩下来的人数不多，只好把其他民族的智力和道德品质拼凑起来，好像一个拼盘，或者是西班牙的大杂烩，据为己有，并且扬扬得意。巴黎戏院当家做主的人善于把垃圾渗入感情，使道德闻起来有一股罪恶的臭味，罪恶闻起来有一股道德的香味，使得男女老幼、家庭感情的关系都颠倒了。这样一来，他们的艺术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又香又臭，非常难闻，他们把这叫作“非道德主义”。

　　那时，他们喜欢的角色是自作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有形形色色的画像。在描绘这类人物时，他们有机会显示细腻入微的功夫。有时，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女儿推心置腹，大谈他的情妇；女儿也对父亲谈她的情夫，他们不像父女而像兄妹一样互相出主意；父亲教女儿通奸，女儿给父亲的情妇拉皮条，求她改邪归正，回到她父亲的身边来。有时，一本正经的老头子成了情妇的知心人，和她大谈她的情夫，求她讲她的淫荡故事，结果居然听得乐而忘返。

　　还有一些情夫是十足的正人君子，在以前的情妇家当总管，她们有外遇时，还替她们站岗放哨。社交场上的女人都是小偷。男人靠妓女养活，女人搞同性恋爱。这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在有钱人的社会——人家只看得起这种社会。只有这种社会能在豪华诱人的包装之下，出卖冒牌货色。就是这样，伪劣商品经过精心包装居然成了抢手货，少妇和老头都心花怒放。但是从中闻得到后宫的香气和死尸的臭味。

　　他们剧本的文风也是乌七八糟的，简直不在剧中的情节之下。他们把四面八方、五花八门的表达方式捏造成了一种混杂的黑话，显得既大有学问，又土里土气，既古典，又抒情，既黏黏糊糊，又低级下流，驴唇不对马嘴，矫揉造作，简直是粗俗话和俏皮话的大杂烩，听起来像是外国人的口气。他们冷嘲热讽，有本领逗人发笑，但是显得不大自然；不过他们心灵手巧，还是能把一个五光十色的巴黎呈现在世人眼前。

　　虽然他们宝石的水色不够晶莹，虽然镶嵌几乎总是叠床架屋，怪里怪气，但至少在灯下还有珠光宝气，而有这一点就够了。再说，他们人都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可惜有点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后面的生活使他们的眼睛变了形，习惯于用放大镜来看感情，把小东西都扩大了，而大东西反倒看不见；他们显然喜欢镶金镀银的铜箔，他们只会描写冒充高雅的暴发户心目中的典型风流：那就是一小撮疲于寻欢作乐、惹是生非的恶棍，你争我夺，要享受偷来的财富和无耻的女人。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的本性不知道受了什么神秘的感召，恢复了遥远的生命而觉醒了。于是，古老的时代和古老的种族混为奇妙的一体，沙漠的呼吸吹过了海洋，带到巴黎人床头来的是：土耳其市场的怪味，金光灿烂的沙土，稀奇古怪的幻想，令人心醉的肉感，咒语的强大威力，只差一步就要发作的怒气冲冲的神经病，破坏一切的疯狂症——就像囚居了几百年的力士撒姆逊突然发出狮吼，推倒神庙的支柱和敌人同归于尽一样。

　　克里斯托夫掩住鼻子，对西尔伐·高恩说：“这里头倒是有力量；但也有臭味。够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别的吧。”

　　“什么？”西尔伐·高恩问道。

　　“去看看法国。”

　　“这不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可能是。”克里斯托夫说，“法国不是这个样子的。”

　　“法国也是和德国一样的。”

　　“我不信。一个这样的民族生存不了二十年，闻起来已经糜烂了。一定还有别的。”

　　“没有更好的东西了。”

　　“一定有。”克里斯托夫硬不让步。

　　“哦！我们还有些高级人，”高恩说，“也有合他们口味的戏剧。你要看吗？我带你去。”

　　他把克里斯托夫带到法兰西剧院。

　　那天晚上，剧院演出的是用散文写的现代喜剧，探讨一个法律问题。

　　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夫就搞不清楚演的是什么剧。演员的声音太洪亮、缓慢、庄重、呆板、不近情理；每个音节都一顿一挫，仿佛是在教朗诵课；又像在念节拍分明的六音步诗句，每个音步都演悲剧似的要停一停。他们的姿势庄严隆重，几乎像神父在传道说教。女主角披着无袖的晨衣，好像希腊式的披风，举起胳膊，低下头颅，似乎一直在演杀父娶母的俄狄甫斯的女儿，永远露出牺牲的苦笑，用美妙的女低音抑扬顿挫地发出最深沉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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