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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也许是克里斯托夫在滥用感情,于蒂思·曼海姆并不是他的意中人,她暴露的是她的真面目。但克里斯托夫一度对她有过信心;她的魅力并没有消失,因此,他不能对她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她身上的美,在他看来,完全是属于她的。她身上的俗气,他却归罪于她的双重民族性,也许德国民族性的罪过大于犹太民族性,因为他为了自己的民族性吃过更多苦。既然他不了解别的民族,那德国精神就成了替罪羊,他把世上所有的罪过统统推到德国民族性上。于蒂思使他的幻想破灭,却使他更有理由攻击德国民族性,他不能原谅民族性扼杀了一个美丽灵魂的向上精神。

  这是他和以色列人遭遇战中的第一个回合。他本来希望在这个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找到一个共同斗争的盟友。这个希望已经烟消云散。充满了热情的直觉容易变化,往往使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克里斯托夫立刻直觉地意识到:犹太民族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坚强,他们太容易——实在太容易——接受外界的了。犹太人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在前进的道路上捡起了其他民族遗留下来的弱点。他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他艺术的力量。弄得不好,他很可能同他们一起沉入流沙之中。

  一发现危险,又感到自己没有把握能够应战,他就干脆不去曼海姆家。他得到了好几次邀请,但都没有说明理由就不去了。他原来表现得过分热情,突然一下转变自然引人注意:大家先把这个突变算在他“与众不同的个性”账上;但曼海姆家三个人都认为和于蒂思美丽的眼睛有关系;于是,这就成了洛泰和弗朗兹在餐桌上开玩笑的话题。于蒂思听了耸耸肩膀,说这样的征服真是奇妙,并且干巴巴地请哥哥不要“在陆地上坐船”,无事生非。然而,她并不是不想要克里斯托夫回到她身边来。她给他写信,借口问一个别人都回答不了的音乐问题;最后友好地提到他来得少了,大家都很高兴见到他。克里斯托夫回了信,回答了问题,但借口事忙,并没有去。有时,他们都上戏院,克里斯托夫的眼睛却坚决不看曼海姆家的包厢;他假装没看见于蒂思准备送过来的迷人的微笑,她也就不再坚持了。她既然对他无意,何必为这个小小的艺术家白费力气呢?如果他要回来,他会自己回来的。如果不来——那好!不来也无所谓……

  他们真无所谓;的确,他不来,也没有给曼海姆家的晚会留下个真空。但于蒂思却压不住心里对克里斯托夫的怨恨。他来了,她并不在乎,而且觉得理所当然;他不高兴,她也不管;但他不高兴到了不来的地步,她就觉得他是狂妄无知,自私而且无情了——于蒂思不能容忍别人有她身上的缺点。

  她对克里斯托夫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作品,反倒更注意了。她不露声色,引她哥哥谈克里斯托夫的事,谈他们白天说过的话,自己插上几句冷言冷语,对好笑的事一点也不留情,结果弗朗兹的热心不知不觉也冷下来了。

  开头,杂志的事进行得很顺利。克里斯托夫还没有发现他的同事们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都承认他有天才。曼海姆是头一个发现他的人,虽然还没有读过他的评论,已经就在四面八方反复宣传,说克里斯托夫是个了不起的音乐评论家,以前选错了职业,是他曼海姆指点之后,他才走上现在这条路的。他们用玄妙莫测的字眼预告他的文章就要发表,挑动了大家的好奇心;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在这个浑浑噩噩的小城里,就像一块石头在鸭塘里激起了千重浪。文章的题目是《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饮料太多了,食物太多了!”——克里斯托夫写道——“大家不饿也吃,不渴也喝,没有需要也听,贪得无厌已经成了习惯。这是在斯特拉斯堡喂鹅。大家都得了食欲旺盛病。你随便给什么吃的都不要紧:《特里斯坦》或《赛金根的吹号手》,贝多芬或玛斯加尼,赋格曲或快步曲,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什么都一样:因为他们不在乎吃什么,只要有吃的就行。甚至吃了也不快活。看看他们在音乐会上。他们还说什么德国式的欢乐!这些人并不知道欢乐是什么,他们却一直快活!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悲哀都像下雨,欢乐只是一片尘土:散漫无力。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脸带笑容,心满意足地吸入声音,声音,声音。他们没有感觉,只像海绵吸水一般吸入声音。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痛苦——那是力量——不是像啤酒一样可以从桶里流到你的嘴里,一流就是几个小时。悲欢都会使你喉咙发干,把你压垮,使你不再尝一口,因为你已经尝够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是在糟蹋生命,糟蹋音乐。生命是你们的,我管不着。但是音乐,赶快住手!我不许你们作践世上的美,把圣洁的音乐和低级的音乐都放在菜篮子里,在《帕西法尔》的序曲前面演奏《联队女儿》的幻想曲,后面又来一段萨克管四重奏,或者在贝多芬的柔板前加一支美洲黑人舞曲,后面又插一首雷翁加伐罗的黄色歌。你们自吹是喜欢音乐的伟大民族。你们自称热爱音乐。但你们爱的是什么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管好坏都一样鼓掌。到底挑选一下吧!确切地说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想知道:因为你们害怕表态,害怕连累自己……见鬼去吧!何必这样胆小!——你们以为不表态就高人一头?——不表态表明你无能,低人一等……”

  于是他引用了老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两行诗,凯勒是苏黎世说话不容情的作家,克里斯托夫佩服他的忠心耿耿,斗志昂扬,却又富有乡土气息。他的诗说:

  不表态的人莫得意扬扬,
  表态的人却在你们之上。

  “要敢于说真话,”他继续写道,“要敢于承认自己丑!如果你们喜欢低级音乐,就老老实实说出来。显出你们的本来面目。不要给你们的心灵涂脂抹粉,闪烁其词。用水洗个干干净净。你们有多久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嘴脸了?我来给你们照照镜子。作曲大家,演奏高手,乐队指挥,歌唱明星,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总该看一次自己的真面目吧……你们愿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过,看在魔鬼分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真实,即使这有损于艺术家和艺术!假如艺术和真理不能并存,那就让艺术完蛋吧!真理,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虚假。”

  这篇年幼无知,过分激烈,相当没有趣味而又夸夸其谈的文章,自然会引起轰动。然而,既然大家都受到了攻击,但又没有明确攻击的是哪一个人,何必硬着头皮去对号入座呢!每个人都是,或者自以为是,或者自己说是真理的朋友,因此,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攻击文章的结论。他们只是觉得文章的口气太得罪人,大家都认为不太得体,尤其是不该由一个半官方的艺术家说出来。有几个音乐家开始起哄了,并且尖酸地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料到克里斯托夫不会就此罢休的。另外几个自作聪明,祝贺克里斯托夫大胆的行动,其实内心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在下篇文章中受到批评。

  两种对策同样无效。克里斯托夫像决了堤的洪水,无法阻挡;就像他说过的,他的笔下毫不留情,对作曲家和音乐师都是一样。

  头一次吃了一刀的是教堂乐队指挥。克里斯托夫不只是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泛泛的评论。他指名道姓地批评本地或外地的同行;即使他不点名,他的讥讽如此清楚明白,谁也不会猜错。例如,没有人看不出他批评的是那个没精打采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虽然他德高望重,但是太谨慎小心,前怕狼,后怕虎,敷衍了事,不敢指挥乐队,而是让乐队指挥他,节目单上净是些二十年前已经功成名就的旧作品,至少也是学士院盖过大印的乐章。

  克里斯托夫却说反话,称赞他的勇气,祝贺他发现了加德、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钦佩他的乐队演奏准确一丝不苟,节拍分明,毫厘不差,表情细腻入微,永远不变;他建议下次音乐会上为他配乐演奏车尔尼的《速度练习曲》;他还劝他不要太累,不要太动感情,而要珍重他的身体——要不然,他就大声疾呼,批评他指挥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开炮!开炮!给我扫射这些浑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一场战斗,一场对人类的愚昧和残暴进行的战斗——不知道那用欢乐的笑声把对方踩在脚下的力量?你们怎么可能知道呢?这个力量攻击的就是你们啊!你们全身的勇气都用来忍住不打呵欠,静听或者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了——因为这支曲子使你们厌倦……那就老实承认厌倦了,厌倦得要死吧?——要不然,你们就是在鼓起勇气顶住穿堂风,光着头,弯着腰,迎接什么王公夫人吧。”

  他对这些音乐院的权威冷嘲热讽,无所不用其极,怪他们只会说过去的伟人名作是“古典”的:“古典!一句话包总了。自由的热情,安排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好像学校的课本一样。生命,本来是四面通风的辽阔平原——现在却关在健身房的四面围墙之中!震颤的心灵粗野而高傲的节奏,压缩成了四音钟摆的滴滴答答,平平稳稳,老老实实地走着,左边一瘸,右边一拐!……要看海洋,你们只消把海水装入玻璃缸,再放几条金鱼。你们只欣赏扼杀了的生命。”

  如果说他不欣赏“标本”——这是他给“古典”权威起的名字——他更不喜欢“马戏班”——这是他对鼎鼎大名的乐队指挥的称呼,因为他们走江湖卖艺,指手画脚,骑在音乐大师背上显功夫,使得名作面目全非,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里翻筋斗。他把他们比作老来卖俏的茨冈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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