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87)_罗曼·罗兰

八七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忘恩负义地用母亲给他的武器来打母亲。将来大了，他才会感到他父母亲多少恩情，母亲对他多么可贵……

　　但现在这个时期，他正盲目反抗童年时代的偶像。他怪自己从前不应毫无保留地对偶像崇拜，因此，他也怪偶像。这样的反抗并不错。人生有个阶段应该敢做不公平的事，敢推翻过去学会了尊敬或崇拜的东西，敢否定一切——真的或假的——反正不是自己亲身认为真实的东西，都敢于否定。儿童受的教育，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真的里面都掺了大量假的，但他都全盘吸收了，所以青年人若要健康成长，头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把以前吸收的东西统统吐掉。

　　克里斯托夫已经到了正常人容易反感的阶段。他的本能促使他把生命中不能消化的、堵塞心灵的东西都排掉。

　　首先要排掉的，是令人反感的自作多情，这种柔情一点一滴从德国人心灵中流出来，像潮湿的地道吐出的霉气。人要的是光明！光明！需要干燥无情的风把沼泽中的瘴气吹掉，把德国歌曲雨点般不断洒下的臭气扫光！歌曲唱的总是欲望、乡愁、远走高飞、请求和为什么，献给月亮，献给星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阳光；或者是春天的歌、春天的欢乐、春游、春夜、春天的消息；或者是爱情的呼声、情话、失恋、情意、说不完的爱情；或者是花之歌、花寄来的信、花向你问好；或者是心痛、心情沉重、心乱、眼花缭乱；还有和玫瑰，和小河，和斑鸠，和燕子单纯而傻里傻气的对话；还有些怪问题：“如果玫瑰没有刺？”——“燕子是不是喜新厌旧？”——这些自作多情、卖弄风骚的洪流，无病呻吟、淡而无味的歌曲……玷污了多少美好的事物，滥用了多少高尚的感情！到处有情，结果到处无情！最坏的是，使一切都变得毫无用处；这就好比当众剖心开腹，亲亲热热，糊糊涂涂，叫叫嚷嚷地大谈自己的隐私。没有什么可说，偏要说个不停！这样唠唠叨叨难道永远没个完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不要再聒噪了！

　　克里斯托夫最直截了当地感到不真实的，是歌曲中表达爱情的方式，因为在这方面，他可以进行真假对比。情歌中那一套流泪的常规，其实一点也不符合男欢女爱的事实。然而，情歌的作者难道没有爱过吗？一生至少也该爱过一次吧！但他们可能这样恋爱吗？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在说假话，一贯是说假话，连对自己也说假话；他们要把自己理想化……理想化！这就是说：不敢正眼面对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畏畏缩缩，没有大丈夫气概。到处是冷淡的热情，舞台上华而不实的庄严，大到爱国歌曲、宗教颂词，小到饮酒歌，都是一样。《饮酒歌》不过是把酒或酒杯拟人化，说什么：“你，高贵的酒杯……”宗教信仰应该从灵魂深处像天然喷泉一般涌出来，但却成了人工制造、可以贩卖的商品。爱国歌曲似乎是写来为一群绵羊打拍子唱的……那么，怒吼吧！……怎么！难道你们要继续说假话——继续“理想化”——一直到你们喝醉了，直到你们上了战场，直到你们发宗教狂热吗？……

　　克里斯托夫甚至走到了恨理想主义的地步。他认为理想化的假话还不如粗暴的现实好——其实，他内心深处比别人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宁可要粗暴的现实主义，不知道这种现实主义者可能是他的死对头。

　　他的热情使他盲目看不见了。他感到浑身冰冷，周围是一片软弱无力的谎言假话合成的浓雾，一片“没有阳光的观念幻影”。他用尽平生之力要吸入阳光。他年幼无知，瞧不起周围的虚假，或是他所谓的虚假，他看不到实际上本民族的高度智慧正在一点一点地建筑宏伟的理想，要征服或是利用粗暴野蛮的本能。专横霸道的理由，道德和宗教的清规戒律，国家的立法官和政治家，神父和哲学家，都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强加给他们一个新的本性；只有几世纪的苦难和考验，才能塑造想要生活的人民，塑造人民自己的生活。

　　然而，克里斯托夫还在作曲；他的曲子中并不是没有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因为对他说来，创作是一种压制不住的需要，不肯听命于智慧制定的清规戒律。人不是靠理智来创作的。创作只是为了需要……再说，大部分感情天生有虚假和浮夸的一面，即使看得出，也不能保证不陷进去，需要长年累月的艰苦努力才能克服；要在现代社会中做到百分之百的真诚，那是谈何容易，因为人已经给时代的惰性压得定型了。有些人不识相，该闭嘴时偏要开怀畅谈，要他们真实，那真是难上难了。

　　克里斯托夫有一颗德国人的心：他还不知道沉默的好处；再说，他也没到懂得这种好处的年龄。父亲遗传给他的天性是喜欢说话，并且喜欢大声说话。他也意识到了，并且和这种天性做斗争，但一斗争反而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还要和另外一种同样讨厌的天性做斗争，那是祖父遗传给他的：他很难准确地表达自己——他是提琴高手的儿子。他感到卖弄技巧对他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身体会感到愉快，技巧、灵活、肌肉运动都会带来愉快，战胜困难，炫耀自己，个人征服成千听众，也会造成愉快；追求这种愉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对艺术和心灵来说，却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克里斯托夫心里明白，但血肉中都有这种好胜心；他想昂首不理，但还是不得不低头让步。

　　就是这样，遗传的本能和天赋的本能把他拉来扯去，过去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像寄生虫嵌进了肉体，使他摆脱不得，他每前进一步，都左右为难，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接近他批评过的人。他当时的作品都是真话和浮夸、清醒的力量和糊涂的行为打成一片的混合物。只是偶尔，他的个性才能突破前人性格的包围，他的行动才能摆脱前人的束缚。

　　他是孤军作战。没有人指导他、帮助他跳出泥坑。他自以为跳出来了，其实却是陷得更深。他盲目地摸索前进，屡试屡败，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什么考验他都经受过；在一片混乱的创作冲动中，他不清楚他创作的什么最有价值。他陷入了荒谬的计划，要写规模宏大、高谈哲理的交响诗。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期欺骗自己；还没动手起草第一部分，就倒了胃口，写不下去了。有时，他要把最不容易配音乐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又误入歧路，不知所措。等到他动手写脚本时——因为他有信心——那真是非驴非马；但他并不泄气，反倒变本加厉，要动手搞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或者是莎士比亚的名著，那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他缺少的不是聪明，而是批评精神；他不理解别人，一心只想自己，到处看见的都只是自己幼稚而浮夸的灵魂。

　　除了这些生不下来的怪胎之外，他还写了不少小品，表现转瞬消逝的情感——其实倒是更永恒的音乐思想，那就是歌曲。但歌曲也和别的一样，他激烈地反对流行的风尚。他要为已经有谱的名诗重新配乐，他大言不惭，要和舒曼和舒伯特见个高低，看谁写得更真。有时，他要写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行吟诗人和他寻找的女儿，要把他们的个性写得既确切又模糊。有时，他要改写一些情歌。浅薄的艺术家和有默契的观众惯于给情歌穿上温柔伤感的外衣，他却把他们自作多情的外衣剥下，使情歌恢复了粗野的生命力。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要使情感和情人都恢复生命，而不是讨好听众，而德国家庭到了星期天，总要上啤酒店去寻找廉价的感情发泄。

　　但是通常他觉得诗人，甚至最伟大的诗人，都太文雅了；他宁可找些最简朴的歌词，古老的歌曲，宗教感应书中读到过的歌谣，但他避免保留赞美歌的内容，而大胆地引进了世俗的、活泼的手法。有时他还引用格言，甚至随便听到的街谈巷议，童言妇语、笨嘴笨舌反倒透露了纯洁的感情。这时他才得心应手，达到了他意想不到的深度。

　　不管是好是坏，往往是坏多好少，但总的说来，他的作品洋溢着生命。并不都是新的，那还差得很远。克里斯托夫多次显得平凡，因为他不弄虚作假；他也用别人用过的表达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因为他是这样感觉的，他并没有别的感觉。不管怎样，他也不求与众不同；在他看来，只有真不出众的人才担心自己不出众。他感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以前有没有人说过。

　　他自豪地相信：这是最容易出众的办法，因为群众中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约翰·克里斯托夫。年轻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为世界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似乎都要等他动手——或是等他从头来过。感到内心生活如此丰富，无边无际，使他进入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境界。时时刻刻都是兴高采烈。兴高采烈并不需要做了什么快活事，也不怕出了什么倒霉事；高兴来自他的力量，力量是一切幸福、一切道德的泉源。生活吧，尽情生活吧！……如果在自己身上感不到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感不到即使是苦难的深渊里也能生活得这样兴高采烈，那就不配做一个艺术家。这是一块试金石。只有在欢乐与痛苦中都能兴高采烈，那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真正伟大。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不过是十月的雾神和小小的雨神，哪有这种超凡入圣的能耐啊！

　　克里斯托夫却有这种能耐，他就天不怕、地不怕地显示他的欢乐。他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他不过是要和别人分享欢乐而已。他却不知道这种欢乐会伤害大多数不快活的人。再说，他不在乎人家高兴不高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应该使别人也有信心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他比较了自己的精神财富和一般音符制造商的贫穷；他认为很容易要别人承认他的压倒优势。太容易了。只消他一亮相就行。

　　于是，他亮出了他的本相。

　　大家都在等待。

　　克里斯托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情。自从他意识到德国人的虚情假意，不愿看事实的真面目之后，他就规定自己要表现得绝对真诚，毫不停顿，毫不妥协，毫不考虑是对什么人，或对什么作品。因为他不能做事不走极端，所以说话往往过火，老得罪人。他又幼稚得出人意料，逢人就讲他对德国艺术的看法，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不告诉人就不痛快似的。他想不到人家听了并不感激他。一听出一部名作的毛病，他就心无二用，赶快告诉他碰到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音乐家。他发表他的奇谈怪论，谈得容光焕发。开头，人家并不把他的怪话当真，只是笑笑而已。后来，人家听见他老是旧调重弹，觉得不太对味。越来越明显的是：克里斯托夫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胡说八道，这些胡言乱语就不那么有趣了。他毫无顾忌，在音乐会上公然高声冷嘲热讽，甚至明目张胆，不把大师放在眼里。

　　在小城里，什么消息都传得快，克里斯托夫的话没有白说。去年大家已经怪他行为不检点。大家没有忘记他和阿达的放荡行为。他自己反倒不记得了；一天一天过去，他现在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他。但别人还记着过去的陈年老账，那些人的社会职责似乎就是事无巨细，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于是，左邻右舍的缺点错误，酸甜苦辣，都毫无遗漏，记在小城的档案里。克里斯托夫的新账老账一起算，旧账没还清，新账又来了，仿佛是前因必有后果。过去他是道德败坏，现在是有伤风雅。最宽宏大量的人也只能说：“他要突出自己与众不同。”

　　大多数人却都断定他是：“疯疯癫癫，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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