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202)_罗曼·罗兰

二〇二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的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的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

　　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的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

　　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忽忽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的尽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主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洋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末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制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蒂，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末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的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的发见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

　　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做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

　　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阳。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的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教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疗养。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决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教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

　　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是像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着一种带点讪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瞅着，摸着，拍着，非常畏缩。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它死了，我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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