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124)_罗曼·罗兰

一二四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溜溜。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弗丽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弗丽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的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

　　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勃拉的胜利^①？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至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

　　﹛①福丁勃拉为挪威亲王，因哈姆雷特及丹麦王等先后惨死而获登王位。﹜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没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儿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弗丽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像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

　　“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R的时候拚命的卷舌头。

　　“不像个姓，倒像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

　　同时她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声走近，奥弗丽气势汹汹的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涡，一古脑儿都堆满着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声音，对自己的衣著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诚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不发窘。两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文法的法文，她说几句不成文法的德文；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壮健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喜出望外。

　　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般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泼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像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又哈哈大笑了。

　　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教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的称呼那个名角儿）——的耍手段，不让她出头。他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高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溜溜。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

　　“这儿坐吧。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把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下。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像野孩子一样的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的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的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像一头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

　　“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吧！”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啰，”她肯定的回答。“并且还有那提示的人，要他干么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德利斯当》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其辞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骨董说得山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小骨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

　　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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