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69)_屠格涅夫

六九

　　“咳，留下吧，瓦西里！”农民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打一下马，就驶出院子去了。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道路泥泞而崎岖；磨坊主小心地、从容不迫地驾着车，敏捷地控制着马匹，还同碰到的人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罗斯人总是死得很奇怪的。有许多死者现在浮现到我的记忆中来。我记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优秀而高尚的人！现在我重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青色的脸、你那淡褐色的稀薄的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洋溢的眼色、你那瘦长的肢体；听到你那微弱、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性地忍受主人古尔的令人难堪的戏谑、管家的粗暴的亲切、恶毒的男孩们的庸俗的淘气；你带着苦笑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的刁钻古怪的要求；然而，每当晚餐之后，你休息下来多么逍遥自在啊，那时你终于摆脱了一切责任和事务，坐在窗前沉思地抽着烟斗，或者贪婪地翻阅那本残缺而油污的厚杂志——是同你一样无家可归的、苦命的土地丈量员从城里捎来给你的！那时你多么爱好所有的诗和小说，你的眼睛多么容易流泪，你多么乐意地笑着；对人们的真挚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高尚的同情，渗透着你那稚朴纯洁的心灵！

　　应该说老实话：你并不是十分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赋的记忆力，也没有生来的勤勉；在大学里你被看做劣等生之一，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你庄重地不开口；然而，是谁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喜得眼睛炯炯发光，是谁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信任自己朋友们的崇高使命，是谁骄傲地赞扬他们，拼命地保护他们？是谁既不妒忌，又没有虚荣，是谁慷慨地自我牺牲，是谁乐意地服从那些连替你解靴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履行“聘约”而离去时怀着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分手；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你……

　　果然，你到了乡村里就境遇不佳；在乡村里你没有可以虔敬地恭听的人，没有可以惊叹的人，没有可以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都像对待教师一样对待你：有的态度粗暴，有的随意不拘。加之你的模样并不动人；你胆怯，容易脸红，冒汗，说话结结巴巴……乡村的空气竟不能恢复你的健康，你像蜡烛一般熔化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间朝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们的轻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放时钟的垫子，这是一位善良而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色鬈发、碧蓝眼睛的女家庭教师，在临别时送给你的；有时老朋友从莫斯科来访你，以别人的或竟是自己的诗篇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的生活，教师职务的难堪的奴隶似的身份，不可能获得的自由，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身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韦尼尔！

　　我在阿韦尼尔去世前不久访问了他。他已经差不多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是停止发给他薪俸，替焦佳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的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美好。明爽的秋日的天空，在一排深褐色的、叶子落尽的椴树上显出愉快的蔚蓝色；树上有些地方，最后几片发金光的叶子微微地抖动，簌簌地响着。

　　凝寒的大地正在太阳底下冒水汽，渐渐地解冻；斜斜的、红色的阳光微微地落在淡白色的草上；空中飘来轻微的噼啪声；花园里传来雇工们清晰分明的说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异常憔悴的脸上投射出死气沉沉的色调。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说话，但接着就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静下来，在他旁边坐下……阿韦尼尔膝上放着一册仔细抄写的柯里佐夫的诗集；他微笑着用手轻轻地拍拍它。“真是个诗人。”他努力克制着咳嗽，含糊地说，接着就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诵读起来：

　　鹰的翅膀
　　已被缚住了吗？
　　它的前途
　　都被阻住了吗？

　　我止住了他，因为医生禁止他说话。我知道该讲些什么来让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对于科学从来没有所谓“追求”过，但是他喜欢知道，伟大的学者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往往在屋角里拉住一个同学，向他问长问短：他倾听着，惊诧着，相信他的话，以后就重复说他的话。他对于德国哲学特别有浓烈的兴趣。我就开始对他讲黑格尔。（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韦尼尔肯定地摇晃着脑袋，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垂死的、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气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须指出，阿韦尼尔同一切患肺病的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欺骗自己……可是他怎么样呢？——既不叹息，又不悲伤，甚至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自己的情况……

　　他振作起精神，开始谈到莫斯科，谈论同学们，谈论普希金，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热烈的辩论，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沙吗？”最后他又说，“真是黄金般的心灵！多好的心肠！她曾经那么爱我！……现在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大概瘦损了，憔悴了吧？”

　　我不忍使病人失望，实际上，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沙现在胖得多了，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弟兄来往，涂脂抹粉，尖声尖气地说话，骂人。

　　“可是，”我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心里想，“能不能把他从这儿搬出去呢？也许还有可能治好他……”但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说完我的建议。

　　“不，老兄，谢谢您，”他说，“死在哪里，反正都一样。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为什么徒然地打扰人呢？我在这屋子里已经住惯了。虽然这儿的主人……”

　　“都很厉害吧？”我接着说。

　　“不，并不厉害！都是些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这里有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可爱的、很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不止了。

　　“什么都不在乎，”他休息一下，继续说，“只要允许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又说，“我不会就这样死去，我要抽烟！谢天谢地，我活得够了，结识了不少好人……”

　　“你至少该写封信给你的亲戚。”我插嘴说。

　　“何必写信给亲戚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可是何必谈这些呢……最好请你给我讲讲，你在国外看见了些什么？”

　　我开始讲了。他出神地听我。傍晚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接到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这样一封信：

　　敬启者：贵友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教区之教堂内。贵友嘱鄙人送上书籍及手册，兹随函附奉。彼尚有款项二十二卢布又半，已连同其他物件送交其亲戚收讫。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明，可谓十分安泰，即与舍下全家诀别之时，亦了无哀恋之色。内子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嘱笔道候。贵友之死，内子甚为悼惜，鄙人托庇粗健。敬请

　　大安。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顿首。

　　还有许多例子浮现在我的脑际，——但是不能尽述。只限再说一个。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临终时，我正在她旁边。教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见病人真个在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递给她。女地主不满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忙什么，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恭敬地吻了十字架，刚刚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想为自己的送终祈祷付给教士的……

　　啊，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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