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04)_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〇四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走下小丘，朝一个被分成两半的乡村走去。属于苏维埃的那半个村正准备隆重欢迎客人们。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青年男女在两旁排队。在波兰方面，屋顶和板棚顶上都挤满了人，他们注意地望着河对岸发生的事情。还有许多农民站在门口或是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青年人排成的夹道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接着，许多青年小伙子和白发老头儿在一个草草搭成的、挂着青翠枝叶的讲台上，发表了一些动人的演说。保尔也用乌克兰语发表了演说。他的每一句话都飘过河去，传到对面那些波兰人的耳朵里。但是波兰当局不让这些演说打动人们的心。一队宪兵用皮鞭赶他们回屋里，还朝屋顶开了几枪。

　　街道上没有人了。屋顶上的青年也给子弹赶走了。这一切都可以从苏维埃这边看得清楚，大家全皱起眉头。有一个老羊倌被青年们拥到讲台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喊着说：

　　“好！孩子们，你们瞧！他们从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但是，现在呢，在咱们的乡村里，用鞭子抽打农民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咱们消灭了地主，也就消灭了抽打咱们脊梁的鞭子。孩子们，要坚决地拥护咱们现在的政府。我是一个老头子，我不会演说。但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倒很多。在沙皇时候，咱们一辈子过着牛马生活，看着那边的人，可真难受……”他用那皮包骨头的手朝小河那面指了一下，就呜呜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子们和老人们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走上了讲台。加弗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激动的演说，一面勒转马头，看看河那边是不是有人把这演说记录下来。但是对岸没有人，连桥头值班的哨兵也撤走了。

　　“这次不至于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抗议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的秋夜，匪首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党徒终于恶贯满盈了。这窝豺狼到麦丹别墅参加一个富有的外来地主的婚礼。赫罗林的党员和团员们乘机抓住了他们。

　　妇女们的闲谈把那些客人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了出来。全支部十二个人立刻集合，带上他们所有的武器。他们乘车到了麦丹别墅的庄园，同时又派出一个特别通讯员跑到别列兹多夫去报告。通讯员在谢马基村碰到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一队人立刻飞奔而来。这时候赫罗林的青年们已经包围了那庄园，开始和安托纽克匪帮接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党徒躲在一间厢房里，看见人就开枪。他们企图突围，但是赫罗林的青年们把他们赶了回去，还打倒了他们中的一个。安托纽克陷在这样的绝境已经不止一次，可是每次他都安全地脱逃了，手榴弹和黑夜是他的两个救星。也许这回他还能逃脱吧，因为赫罗林支部已经损失了两个人，可是菲拉托夫恰好在这时候赶到了。这样，安托纽克看出，他这回可陷在无路可逃的绝境了。他们从厢房的每个窗户回击包围他们的人，直到天亮时候安托纽克才被捕。七个人一个也没投降。为了消灭这一群狼，牺牲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中有三个是新成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这个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秋季大演习。大队在一天之内，冒着不停的大雨开到四十公里以外新兵师的宿营地，他们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是骑马的，他们率领的那八百个准备入伍的青年走到营房，立刻就躺下睡了。新兵师司令部把召集他们这一大队的命令下迟了，第二天清早演习就要开始。这个大队要接受检阅。全队在操场上集合了。过了一会儿，几个骑马的人从参谋部跑来了。这个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的大队，完全变了样子。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过去对他们的大队曾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很有信心。当正式的检阅已经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换队形之后，一个面孔挺漂亮但是皮肉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责问保尔说：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新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的时候都是不许骑马的。我现在命令您把马送到马圈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如果不骑马他就不能参加演习，——他的腿甚至连步行一公里也做不到。可是他怎样向这个身上装饰着许多皮带的、气势汹汹的花花公子解释呢？他仅仅回答说：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能步行，他低声地说：

　　“我两条腿都肿了，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其次，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第一，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您要是个残废的话，我可没叫您在军队里服役，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拉起马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但保尔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任意由这一部队转到那一部队去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大队的政委，而这大队当时正在他的后面。他的行动将给全队树立什么样的军纪榜样呢！他并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而训练他的部队的。所以他下了马，忍着关节上的剧痛，朝右翼走去。

　　随后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演习就要结束了。在第五天，演习在最后目的地谢佩托夫卡附近进行。别列兹多夫大队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那面去夺取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大队分为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作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根据评判人的意见，这次作战是非常成功的。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大队占领了，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假定损失了一半的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大队。他和第三中队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正站在大街的中央布置他的兵员，就在这时候，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说：

　　“政委同志，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是否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马上就要到了。”

　　保尔和中队长走到道口那边去。团司令部的人员早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的成功。战败的大队的代表们都狼狈不安地站在那儿，甚至不打算分辩。古谢夫说：

　　“那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这地方的人，这全是他领我们打的。”

　　团参谋长骑马走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

　　“同志，您的腿走得挺不错呀，看来，您骑马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吧？”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是保尔眼睛的表情使他没敢说下去。

　　他走后，保尔悄悄地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算了吧，别理这个骗子。他的名字好像是叫丘扎宁——革命前是一个准尉。”

　　保尔那一天好几次竭力回想他曾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完了，大队带着很高的荣誉返回别列兹多夫，保尔实在累垮了，留在家里跟母亲住了两天。他把马留在阿尔焦姆那里。这两天，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调车场去看阿尔焦姆。在煤烟熏黑了的厂房里，有一股十分熟悉的味道，他好像回到家里似的。他使劲地嗅着煤烟的气味。这种夹着煤烟的空气，他从儿童时期就习惯了，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他同它分不开。现在这种东西正在强烈地诱惑着他。他好像丢了什么宝贝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尖叫了。就像碧蓝无边的大海激动着一个久别之后重回海上的水手一样，这火伕和电工呆惯了的环境也在呼唤他。他很久不能够控制这种感情。他和他的哥哥谈得很少。他发现阿尔焦姆的额上又添了一条皱纹。阿尔焦姆正在一个移动式锻工炉旁边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他的生活显然是很困难的。虽然阿尔焦姆没有说出来，但是这已经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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