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64)_奥斯特洛夫斯基

六四

　　两个朋友简直不知道互相问些什么，互相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分别之后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没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了，他们互相搂着的胳膊方才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刚刚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的速度渐渐地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慌忙地最后招呼他朋友一声，就沿着月台跑去，紧抓住一辆车厢的把手；车上许多只手把他拉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没有把瓦莉亚的事情告诉他。谢廖沙一直就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谢佩托夫卡。可是保尔又给这意外的会见弄得昏头昏脑，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对自己说：

　　“不让他知道也好，免得他在路上心里难过。”他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会面。站在车顶上、胸脯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士多罗申科劝谢廖沙说：

　　“坐下吧，谢廖沙。”

　　谢廖沙笑了笑，回答说：

　　“不要紧的，风是我的老朋友，让它吹个痛快吧。”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由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打中了他。

　　中了弹，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像钉上一根烧红的钉子一样疼。他没有喊叫，左右摇晃一下，双臂像抱什么东西那样紧紧地抱起来，捂着胸口，随后就像要跳跃似的，弯着身子，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没有表情的蓝色眼睛，凝视着无边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还没有恢复的健康。伤口常常疼。终于，他在两宵没有睡觉之后，失去了知觉。

　　这时，他对朱赫来说：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不是应当调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到铁路工厂去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好。医务委员会的人都告诉我，说我不适于在军队里服务。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你的身体的确很不好。我早就应该解除你的工作，这是我的过错，我照顾得不周到。”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张证明书到共青团省委会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共青团省委会另安排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对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出来的吗？嘿，那是好机关。好吧，我们马上就可以派你工作。我们正急着要人呢。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样？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那么，到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去怎样？也不愿意？哦，那你可就错了。这是好地方，可以领到头等的口粮。”

　　保尔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到铁路上去，我想到铁路总厂去。”

　　那青年人惊疑地看了看他：

　　“到铁路总厂去？嘿，……这地方不要人。那么好吧，你到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那儿去。她一定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地方的。”

　　他和那个脸色微黑的姑娘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去担任共青团的书记，不脱产。

　　就在这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那里，在这个连结着半岛与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曾经是克里木的鞑靼人和扎波罗什的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卫军重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彼列科普。

　　从全国各地被赶来的，而且注定要灭亡的那些旧世界的余孽，都自以为在彼列科普后面的克里木是绝对安全的，他们在那儿正尽情痛饮他们的美酒呢。

　　在一个阴冷的、潮湿的秋夜，千万个劳动人民的儿子，涉进海峡的冷水，预备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进攻躲在坚强工事里的敌人。伊凡·扎尔基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正小心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前进。

　　天刚亮，先头部队就渡过了锡瓦什湖，在敌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他们越过了障碍物，从正面冲上去。彼列科普立刻翻腾起来了。伊凡·扎尔基是最先爬上石头岸的人们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不顾一切，像野兽一般向爬上岸的人们冲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住向周围喷射着死亡。人马成堆地倒在弹雨下面。扎尔基用狂热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装着机枪的子弹盘。

　　几百尊大炮在彼列科普怒吼起来。千百颗炮弹凄厉地怪叫着划过长空，炸成无数的碎片，散布着死亡。脚下的大地似乎正在崩坍，陷入无底的深渊。大地被炸得泥土翻飞，黑烟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被敲碎了。红军像怒涛一般涌进了克里木。红军骑兵第一军各师的最后打击实在是可怕的。亡魂丧胆的白卫军，慌慌张张地挤上汽船逃出了海港。

　　共和国把金质的红旗勋章挂在那些褴褛的制服上，挂在那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胸前也挂上了一个。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所预料的一样，谢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边界是沿着河流划定的，它离那小镇约三十五公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个可纪念的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他熟识的故乡。

　　他走上遍地是雪的月台，看看“谢佩托夫卡一站”的路牌，就向左边的调车场走去。他寻找他哥哥阿尔焦姆，可是，他不在那儿。他扣紧外套，快步穿过森林，向镇上走去。

　　他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敲门声，转过身说：“请进！”一个满身披着雪的人在门口出现了。她认出了来人正是她亲爱的儿子。她双手抓着胸口，喜欢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把她那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着他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伤与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受过了无数苦难的老妇人的眼睛里又闪着幸福的光芒了。在保尔回家那几天里，她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和他说多久也说不完，她本来就没有想到还会看到他。

　　三天之后的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一个包袱闯进了这间小屋子。这时候，她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了。这样，柯察金的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两个经过了艰苦的考验和可怕的折磨而没有死掉，现在又聚会在一起了。

　　“现在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母亲问他们。

　　“我还是干我的老行当去，妈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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