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56)_奥斯特洛夫斯基

五六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就对保尔说：

　　“继续念下去吧，我也要听一会儿。”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深思地盯着火焰。

　　好几分钟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故事太悲惨了，”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本来是谁都不能忍受的，但是当一个人获得了什么主义支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也激愤地喊着说：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我碰到，我一定马上揍死他，这畜生！”

　　安得罗修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很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那一边，你就会死得从容。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波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地方被白党包围了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个向一整排敌人冲了上去。白军的刺刀还没有碰着他，他拉响的一颗手榴弹在自己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那些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的呵！在我们弟兄们中间，这种人可有的是。”

　　他拿了一个汤匙在饭盒里舀了一点茶，用嘴唇尝尝，又继续说：

　　“可是也有像癞狗一样死去的。死得糊里糊涂，毫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城下作战的时候——那是一座古城，早在大公统治的时代就建立起来了，它就在哥伦河岸上，——遇到一桩事情。那里有一个波兰教堂，像堡垒似的，很难攻。那天我们就向那儿冲过去。我们列成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我们的右翼是由拉脱维亚人担任的。我们跑到公路上一看：一所花园的墙边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我们十来个人就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拿着毛瑟枪走在前头。

　　“跑到房子跟前，我们看见门开着，马上就冲了进去。我们想：那儿一定有波兰鬼子，可是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我们看见的情况很不妙。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这里住的是一个波兰小军官。那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的老婆按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什么都清楚了，就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那三个人被抓起来拖到院子里去了。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是俄罗斯人，其余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叫勃列季斯。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但事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是要送这三个人‘回老家’。那些性情刚烈的拉脱维亚人，真了不起。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了石头马圈跟前。我想，这回完了，准是啪啪给他们几枪！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那副嘴脸难看极了，他不让绑，极力挣扎，还破口大骂。他说：‘难道为了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其余的两个都在求饶。

　　“我一看见这情景，心就凉了半截，我跑到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好了。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咱们却在这里跟这些家伙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脸色是那样地可怕，两只眼睛就像老虎眼似的，我立刻懊悔我的失言。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都没害怕，可是这回，我真有点害怕了。我看出来，他会不容分说把我打死的。他用刚刚能听得懂的俄语喊着对我说：‘红旗是用我们的鲜血染的，而这些家伙，让全军丢脸！当匪徒，就得枪毙。’

　　“我不忍看下去，就跑到街上去了。我听到了后面的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当我们又列成散兵线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瞧，这几个家伙就像狗似的死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从前在马赫诺匪帮干过，原来就是些坏坯。”

　　他把饭盒放在脚边，解开装面包的背囊，继续说：

　　“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里来。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好像也在努力干革命。‘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件事叫我很难过，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说完了，就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高声地打着呼噜。普兹列夫斯基也在那儿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他的笔记簿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我想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以后一定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不是专为练习骑马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呆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怎么转过去呢？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要从这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去，那可就热闹了。”

　　“在什么地方作战不都是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地反对他：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不过就是带点儿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可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就得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粉早已牢固地侵入了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不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一阵之后，保尔低声地、但是坚决地对他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里去，我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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