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游记(73)_斯威夫特

七三

　　我正要更为详尽地讲下去，我主人却吩咐我住嘴。它说：懂得“耶胡”本性的“慧骃”都会相信，如果这万恶的畜生的膂力、刁诈也像它们凶残的性情那样发展到了极点，它是可能做出我所说的每一件事的。我的谈话使它对整个“耶胡”类的憎恨有所增加，所以它觉得自己心绪纷乱，这是它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它认为它的耳朵如果听惯了这些可恶的词句，听下去就会逐步逆来顺受，不像过去那样讨厌“耶胡”了。它确乎憎恨这个国家里的“耶胡”，但是它觉得它们虽然可恶，比起一只残暴的“格纳耶”（一种猛禽）或者一块割伤了它的蹄子的锐利石头来，也不见得更为可恨。但是一只自以为有理性的畜生竟然能做出这样罪大恶极的事，它就有些害怕理性会堕落得比残暴还坏。因此它认为我们并没有什么理性，只不过具有可以助长我们天生罪恶的特性而已。动荡的河水映出来的丑陋影像，不但比原物大，而且更加丑陋。

　　它又说，在这次谈话中，关于战争的事它已经听得很多了。但有一点它现在还不十分明白。我曾经告诉过它，我们的水手中有些人是由于“法律”使它们倾家荡产才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我也曾解释过法律这个词的意义。但是它不明白为什么保护人民的法律竟会使人家破人亡。因此它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所谓法律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我国现在的情况，执行法律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它认为，既然我们自命为理性动物，那么对于一个理性动物来说，自然和理性就足以指示我们，什么事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我们不应该做。

　　我告诉我的主人法律是一门科学，对于这门科学我也没有什么研究。有几次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曾经聘请过律师，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帮助。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它。

　　我说，我们那里有这样一帮人，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在这帮人眼中，除他们以外，别人都是奴隶。比方说，我的邻居看中了我的母牛，他就可以聘请一位律师来替他证明我的母牛应该由他牵走，而我也得聘请另一位律师来为我辩护。任何人都不准替自己辩护，这是违犯所有的法律规定的。

　　就这案件来说，我虽然是母牛的合法主人，但我却有两大不利之处。第一，我的律师几乎从在摇篮里的时候起就专门为虚妄辩护，现在要他为正义辩护，那他是很外行的，勉强承担这一任务，就不免对我抱有敌意。第二是：我的律师必须谨慎从事，不然他就要受到法官的斥责，同行的厌弃，他们认为他这样做会减少律师的生意。所以我要保全我的母牛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加倍出钱去买通对方的律师，由他出卖他的当事人，讽示公理在他的当事人一边。第二种办法是让我的律师尽量把我有理说成无理，好像那头母牛理应属于对方。这种办法如果做的高明，就一定会得到法官的眷顾。主人阁下，你必须知道这些法官的职责是判断一切财产纠纷和审判罪犯，他们都是从最精明老练的律师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年纪大了，好逸恶劳，而且一生中都在跟真理、公道作对，所以他们必然要袒护欺诈、伪证、暴虐的行为。我知道有好几位法官宁愿拒绝接受公理一方的大宗贿赂，也不肯作违犯天性和本分的事，因为他们怕伤害自己的同行。

　　这些律师有这样一条准则：凡是有前例可援的事，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算是合法，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把以前所有违犯公理、背叛人类理性的判决记录下来。他们管这些判决叫作“判例”，时时引以为据来替不法行为辩护；而法官们也总是根据判例来处理案件。

　　在辩护时，他们有意避而不谈案件的本质问题，只管高声叫喊，态度粗暴，啰里啰唆地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就以上面提到的那个案件为例：他们根本不问对方究竟有无理由和权利占有我的母牛，却一味地问那头母牛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角是长的还是短的；牧场是圆的还是方的；在家里挤奶还是在户外挤奶；它容易患什么病症等问题。然后他们就翻查“判例”，一再把这案件搁置，等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才作结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帮人有自己的行话，外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他们的法律就是用这种行话写的，他们特别注意法律的增订工作。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混淆是非。因此，要决定一块祖孙相传已经六代的土地是属于我的呢，还是属于一个住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异乡人，就得花上三十年。

　　他们审讯叛国罪犯的方法却要简单得多，这是值得称道的。法官首先要探一探有权有势的人的意见，然后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把罪犯绞死还是赦免，在审讯过程中还可以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我说到这里，我的主人插嘴说：照你说来，像律师这样有才能的人，你们却不鼓励他们去教导别人，传授知识，确乎是一件可惜的事。我回答说：撇开他们的本行业务不谈，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是我们中间最愚蠢无知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就可以知道他们最卑鄙。大家公认他们是知识学问的敌人，无论跟他谈论哪一门学问，他们都会违犯人类的理性，也会像他们在本行业务中那样颠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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