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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我一开始就告诉国王,我国领土包括两大海岛,三大王国统归一位君王治理,此外在美洲我们还有殖民地。我又啰唆了半天,我们土地怎样肥沃,气候怎样温和。接着我又谈到英国议会的组织,议会的一部分由贵族组成,称为上议院;上议员血统高贵,世袭最古老、最富足的祖传产业。我又谈到他们在学术、军事方面受过特殊教育,使他们生来就有资格做国王及王国的参议,使他们能为国家立法,使他们就任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上诉的最高法庭的法官,使他们都具有勇敢、方正、忠诚的品格,时时准备充当捍卫国家和君王的战士。他们是王国的光荣和栋梁,是他们令德声闻的祖先的好后代,他们先人具有种种德行从而享有盛名,而他们的后人盛德不衰,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除了贵族以外,上议院中还有一部分议员是享有主教尊号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专责是管理宗教事务,统率教士向人民宣教。这些人都是由君王和最英明的参政大臣们从全国牧师中,从生活最圣洁、学识最渊博的教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确乎称得上是教士和人民的精神领袖。

  议会的另一部分称为下议院。下议员都是重要的绅士,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为他们才能卓越、爱国心切,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智慧。两院人士组成了欧洲最严正的议会,而这一立法机关是由议员们和君王一起掌管的。

  我又说到法庭,法官们都是最可敬的贤明而通晓法律的人士。他们主持审判,对人民的权利和财产纠纷做出决定,同时也惩罚罪恶,保障无辜。我也谈到我国节俭的财政管理制度,海陆军的勇武成就。我先估计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政党大概拥有几百万人口,然后统计出我国人口的总数。我甚至没有忘记提到我们的运动和游戏,以及其他琐屑的事,只要我认为那件事足以为国争光,我都没有遗漏。最后我还把英国近百年来的大事,简略地作了一番历史的叙述。

  我被召见了五次才把这许多事情说完,每次历时几个小时。国王也很用心地听,并且常常笔记我所说的话,他还把他要问的问题写成备忘录。

  我这几次长篇谈话结束以后,国王在第六次召见我的时候,一面检查笔记,一面对每项事情都提出了许多疑点、问题和不同意见。他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培养青年贵族的身心?他们在早年,也就是在他们最可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有一家绝了嗣,却用什么方法来补充议会里的缺额?新封的贵族必须具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会不会由于君王一时高兴,或者给一位宫廷贵妇或者首相一笔贿赂,或者违反公众利益阴谋加强一党的势力就能够使一些人上升为贵族?这些新贵对于本国法律要具备一些什么知识?他们怎样取得这些知识,到底他们怎样来裁判他们的同胞的财产纠纷呢?难道由于他们从来就不贪婪、偏私、奢侈,他们就不会接受贿赂,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吗?我提到的那些神圣教士是不是都是因为他们对于宗教事务具有渊博的知识,生活特别圣洁,才被提升到这样高的职位?当他们还是普通教士时,他们就不随波逐流吗?就不曾依附于贵族门下充当卑贱无行的牧师吗?而被选进议会以后,他们就不对贵族的意志百依百顺吗?[26]

  国王还要知道:施展什么伎俩来选举我所提到的那些下议员?一个外来户,如果资金雄厚是不是就可以运动村俗选民投他的票,而不选举自己的地主和邻近最著名的绅士?我也承认这是一件既麻烦又费钱的事,既无薪金又无年俸,而往往有人因此倾家荡产,但是大家为什么都渴望进入这个议会呢?看来大家对于道德和公众利益都表现了极为崇高的热诚,但是国王却怀疑这会不会是完全出于至诚?同时他也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绅士们会不会牺牲公众利益,来迎合一位软弱、邪恶的君王和腐败的内阁的意志,使他们付出的金钱和精力得到补偿?他又问了许多问题。他就这一题目从各方面来细细地考问我;他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我想如果把他说的话全部复述一遍,未免太不谨慎,而且也不大方便。

  关于我谈到的我国法庭的情形,国王也想知道几点;在这方面我比较能够胜任愉快,因为从前我在衡平法裁判厅打过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几乎弄得我倾家荡产。他问我:判定一件案子的是非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如果判案显然不公平,故意与人为难,欺压一方,律师辩护士们有没有答辩的自由?教派和政党会不会影响执法的公正?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教育,对衡平法是否具备常识,是不是他们只知道一省、一国,或者其他地方性的习惯?律师和法官既然能任意解释或歪曲法律,他们是否参加起草法律?他们是否有时为一桩案件辩白,有时又反驳这桩案件,他们会不会援引判例以证明反面意见有理?律师这一帮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他们为人辩护,发表意见,是否接受金钱报酬?特别是他们能不能被选为下院议员?

  他接着又攻击我国财政的管理情况。他说:他认为我的记忆力不大好,因为据我估计,我国税收每年不过五六百万,可是我后来又谈到各项支出,他发现,有时超支一倍有余;关于这点他的笔记记得非常仔细,他告诉我,他本来希望知道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这对他也许有些用处;他在筹划时,才不会被人欺蒙。不过如果我告诉他的是真话,他仍然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王国,也和私人一样,竟会超支。

  他问我:我们的债权人是些什么人;我们到哪里去弄钱来还债?他听到我谈起那些费用浩大的大规模战争很感惊讶;想必我们是一个善于争吵的民族,要不我们四邻都是一些坏人,而我们的将军一定比我们的国王还来得阔气。[27]他问:除了进行贸易、订立条约以及出动舰队保卫海岸以外,我们在自己岛国以外的地方还有什么事要做?特别是他听我说起,在和平时期自由人民中间,还设置什么招募来的常备军,他对这点特别感到惊奇。[28]他说:既然按照大家的公意选出代表来执政,他想不出我们还怕谁,还要跟谁作战;他要听听我的意见:一个人的家庭由他自己或者由他自己的儿女家人来保护,是不是强似胡乱在街头出很少的薪饷雇六七个流氓来保护?如果这些流氓把这家人杀了,那他们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他笑话我那种算术太离奇(他喜欢这样说),我竟把各教派各政党所有的人数加起来估计我国人口。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迫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人改变他们的主张,而不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下来。一个政府要强迫人改变意见那是专制,但它做不到令人收起对公众不利的意见却是软弱。因为尽可以允许一个人在家里私藏毒药,却决不能让他们拿毒药当兴奋剂出售。

  他又说,我谈到贵族绅士们的娱乐时,曾提到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致在多大年纪才开始玩这种赌博游戏,一直玩到什么时候才住手。玩这种游戏要花费他们多少时间;赌注是不是很大,以致使他们倾家荡产。下流、心术坏的人会不会因为赌术高超而变成巨富;从而使我们的贵族老爷仰人鼻息,甚至使他们堕落得和坏人混在一起,完全丧失了智力;会不会使他在赌输之后也去学那些下流伎俩,并对别人施展不正当的手段。

  他对于我诉说的近百年来我国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

  我另一次被召见时,国王又不厌其烦地把我所说的一切扼要地重述了一遍,把他所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比较了一番。接着他把我擎在手中,轻轻抚摸着我。说了几句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番话和他说话时的态度。“我的小朋友‘格立锥格’,你对你的祖国说了一篇极其堂皇的颂词。你已经清楚地证明,立法者具有无知、懒惰、恶习等特性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只有那些有本领,有兴趣歪曲、混淆、逃避法律而从中取利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

  我想你们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许还过得去,但是其中有一半已经被废除了,其余的也全被腐败政治所玷污、抹杀了。就你所说的看来,似乎在你们那里取得任何职位都不需要具有什么道德。因此,人们以厚德笃行而得到爵位的事就更少了。同样,教士升迁并不因为他虔诚、博学;军人晋级也不由于他处事有方、勇敢可钦;法官并不因为他们公正无私,参议员也并不因为他们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并不因为他们英明而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过了大半辈子旅行生涯,我很盼望你至今为止尚未沾染上你的国家中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和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你那里挤出来的回答看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是大自然让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可憎的害虫中最有害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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