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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在此之前,他一直默默地倾听人们争论,没有加入谈话;在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他也常常发出会心的笑声。看来他很喜欢这种愉快喧闹的场面,甚至喜欢他们这样开怀畅饮。他本来可以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但是突然之间他却不知为什么想说话了。他一开口神态就非常严肃,所以大家忽然都好奇地向他转过身去。

  “诸位,我的意思是说,从前的确常常发生饥荒。我虽然不大懂历史,可我也听说过这种事。但是看来也确是如此。我进入瑞士的山区时,曾对古代骑士城堡的废墟大为惊讶,这些城堡建筑在山坡上,在至少有半俄里高的悬崖上(要走几俄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你们知道,城堡就是一大堆石头。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很难完成的工程!这当然全是那些穷人和农奴建造的。此外,他们还得缴纳各种赋税,供应僧侣。这么一来,他们又怎么养活自己并耕种土地呢?当时他们的人数已经很少,想必有许多人饿死了,他们可能的确是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这些人当时怎么没有死绝、没有遇到什么不测,又怎么能支持和忍受呢?毫无疑问,列别杰夫说得对,当时有过吃人生番,也许还很多;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偏偏要把修道士扯进去,他这么做是要说明什么呢?”

  “这大概是因为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只有修道士可以吃,因为只有修道士长得肥。”加夫里拉·阿尔达里翁诺维奇说。

  “一个妙不可言的、极其正确的想法!”列别杰夫喊道,“因为他对俗人甚至碰都没碰。吃了六十个修道士,却连一个俗人都没吃,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历史学的想法,统计学的想法,最后,内行的人就是根据这些事实来再现历史的。因为有精确的数字可以证明,当时僧侣的生活同其余的人相比,至少要幸福和自在六十倍。或许也比其余的人至少胖六十倍……”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列别杰夫!”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我同意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想法,但是您想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公爵继续问道。(他说这话时十分严肃,虽然大家全都在嘲笑列别杰夫,他却没有任何开玩笑或嘲弄列别杰夫的意思,因此他的口气在整个这一伙人的共同口气中就不免有点滑稽可笑;只要他再稍有不慎,大家或许也会开始取笑他,但他并不在乎。)

  “公爵,难道您没有看出他是一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俯下身去。“方才这里有人对我说,他想当律师、想发表辩护演说都想疯了,他还想去应试呢。我看还有一出精彩的滑稽戏在后头。”

  “我想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这当儿列别杰夫声若雷鸣地说道,“但是,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罪犯的心理状态和法律地位吧。我们可以看出,罪犯,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当事人,尽管根本不可能找到其他可吃的东西,然而在他有趣的生涯中却多次表示他想忏悔,拒绝再吃僧侣。我们通过种种事实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方才提到,他毕竟还是吃了五六个婴儿,这个数目虽然比较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值得注意。看来他受到良心可怕的谴责(因为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虔诚的、有良心的人),为了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孽,他就作为一种试验,有六次把修道士的肉换成俗人的肉。

  “我说这是一种试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倘若只是为了换换口味,那么吃六个就未免太少:为什么只有六个,而不是三十个呢?(也就是两种人各占一半。)但是,倘若这只是由于害怕渎神和侮辱教会而在绝望之余作的一种试验,那么‘六’这个数字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试验本来就不会成功,做六次试验也就足以平息良心的谴责了。第一,据我看来,婴儿太小,也就是身躯不大,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俗人婴儿的需要量是对修道士的需要量的三倍或五倍,所以从一个方面来看罪孽虽然减少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归根结底还是增加了,不是在质量上增加,而是在数量上增加了。

  “诸位,我当然是深入到了那个十二世纪罪犯的心里才会有这种看法。至于我这个十九世纪的人,那么我也许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判断,这一点我现在也告诉你们,所以你们诸位也不必咧着嘴笑我。将军,您这样可一点也不体面。第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婴儿没有养分,也许太甜,甚至甜得腻人,因而既不能满足需要,又只能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现在是结尾,也就是结局,诸位,在这个结局里包含着当时和现代一个极为重大的大问题的答案!结果,那个罪犯竟跑到僧侣们那里去自首,向政府投案。请问,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是用车轮碾死,是处以火刑,还是扔进火堆里呢?是谁促使他去自首的?

  “为什么不干脆在六十这个数字上打住,至死保守秘密呢?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僧侣,像隐士那样在忏悔中度日呢?最后,为什么自己不去充当僧侣?答案就在这里!可见一定有比火刑和火堆,甚至比二十年的习惯更厉害的东西!可见准有一种比一切不幸、歉收、酷刑、鼠疫、麻风和整个地狱还要强大的思想,人类若是没有那种能使人们团结、指导他们的心灵、充实生命源泉的思想,就不能忍受地狱般的苦难!在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请你们给我指出,可有什么类似这种力量的东西……我本来应该说在我们这个轮船和铁路的时代,可我说成了在我们这个罪恶[7]和铁路的时代,因为我喝醉了,不过我是对的!

  “请你们给我指出,有什么思想能使现在的人类团结起来,哪怕它的力量只及那几个世纪的思想的一半。最后,请你们大胆地说,在这颗‘星’底下,在缠住人们手脚的这个网底下,生命泉并没有枯竭,也没有浑浊。你们不必用你们的繁荣、你们的财富、饥馑的减少和交通的发达来吓唬我!财富是多了,但力量却少了;团结人类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软了,一切东西都是软绵绵的,所有的人也都委靡不振!我们大家,大家,大家都委靡不振!……但是够了,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是不是要请诸位客人享用专为他们准备的酒菜,极可尊敬的公爵?”

  列别杰夫几乎使部分听众当真要动怒了(应该指出,有人一直在不停地开着酒瓶),不料现在竟以酒菜来结束他的演说,这就立刻使那些反对者心平气和了。他自己把这个结尾称作“像律师一般巧妙地来了个急转直下”。重又腾起一阵愉快的笑声,客人们活跃起来了;大家都从桌边站起,以便舒展一下四肢,在凉台上走走。只有凯勒仍对列别杰夫的演说耿耿于怀,而且非常激动。

  “他攻击文明,宣扬十二世纪的残暴行为,装腔作势,甚至居心不良。请问,他自己是怎么赚到这幢房子的?”凯勒逢人便大声诉说。

  “我见过《启示录》的一个真正解释者,”将军在另一个角落里对另一些听众说,顺便还抓住普季岑的一枚纽扣对他说,“那就是已故的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布尔米斯特罗夫,他可以说能把人们的心点燃。他首先戴上眼镜,翻开一大本黑皮的古书,哦,他还有一把花白的胡子、两枚因捐款而得到的奖章。他开始讲解的时候总是那么严肃,那么厉害,将军们也得向他低头,女士们都昏了过去,——可是这一位却竟用酒菜来收尾!真是不伦不类!”

  普季岑面带笑容听着将军说话,他仿佛要去取帽子,但又似乎犹豫不决,或者总是忘记自己的打算。加尼亚早在大家从桌边站起来以前就忽然停止了喝酒,并推开了酒杯。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当大家从桌边站起的时候,他走到罗戈任跟前,和他并排坐下。看上去他们非常友好。罗戈任起初也有几次想悄悄地溜走,现在却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垂着头,仿佛也忘了他曾想溜走。整个晚上他滴酒未沾,而且心事重重;他只是偶尔举目看看大家。现在可以认为,他在这里期待着一件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决定暂时不走。

  公爵一共才喝了两三杯酒,却很快活。他在桌边欠了欠身,遇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视线,想起他们之间将要作一番解释,不禁亲切地笑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他点了点头,蓦地朝伊波利特一指,当时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观察伊波利特。伊波利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公爵,这个孩子为什么老往您这儿钻呢?”他忽然说道,显然感到懊恼,甚至怀恨在心,公爵不禁为之愕然。“我敢打赌,他居心不良!”

  “我看出来了,”公爵说,“至少我觉得,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他今天引起了您的浓厚兴趣。是吗?”

  “您可以补充一句:我自己的处境就够我去想的了,可是我整个晚上却不能不看这副讨厌的面孔,这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他有一副漂亮的面孔……”

  “您瞧,您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住公爵的一只胳膊喊道,“您瞧!……”

  公爵再次惊讶地瞧了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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