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3)_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

　　“现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这还是最起码的呢，我的主啊！”那官员举起双手一拍。

　　“请问，这与他有什么相干！”罗戈任又气忿地、恶狠狠地冲他点了点头，“哪怕你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给你一个戈比。”

　　“我要拿的，我要拿的。”

　　“你瞧！哪怕你整整跳一星期舞，我也决不给你，决不给你！”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本来就该这样做；你不给就不给吧！我还是要跳舞。我就是把老婆孩子都扔掉，也要在你面前跳舞。我应该向你致敬，我应该向你致敬！”

　　“去你的吧！”皮肤黝黑的人啐了一口唾沫，“五周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拿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跑到普斯科夫去找姑妈；我在那里害热病，躺倒了。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是中风死去的。愿死者的英名永垂不朽！不过，他当时几乎把我活活打死！您信不信，公爵，这是真的！当时我若不逃走，他就会一下子把我打死的。”

　　“您做了什么使他生气的事吧？”公爵问道，带着一种特别好奇的神情仔细打量穿皮袄的百万富翁。虽说万贯家私和继承遗产本身确有引人注目之处，不过，使公爵惊讶并感到兴味的却还有另一种因素。罗戈任不知为什么也特别乐意跟公爵攀谈，虽说他所以要攀谈，多半是出于肉体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心神不宁，而不是由于心地忠厚；他由于心慌意乱、忐忑不安，所以总想看看什么人，讲讲什么事。仿佛他至今还害着热病，至少是情绪激昂。至于那个官员，他死盯着罗戈任，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倾听着、掂量着罗戈任的每一句话，仿佛在寻觅钻石似的。

　　“他的确是生气了，而且不一定没有道理，”罗戈任答道，“但是我的哥哥却叫我无法忍受。我不能责怪母亲，因为她是个老太婆，整天读《每日读物月书》^[5]，和老太婆们坐在一起闲聊，对我的哥哥先卡^[6]言听计从。他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呢？这我明白，先生！不错，我当时的确神志不清。听人家说，家里打电报来了。但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姑妈的。她在那里守了三十年寡，从早到晚同疯修士鬼混。她修女不像修女，甚至比这还糟。她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没有拆开，就把它送到警察局去，它至今还留在那里。只有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帮我的忙，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我了。一天夜里，我的哥哥把家严锦缎棺罩上的金缨络割了下来，说道：‘它们值多少钱啊！’单单为了这一桩事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大逆不道。喂，你这个小丑！”他对那官员说，“在法律上这是不是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那官员立刻随声附和道。

　　“犯了这种罪，是不是该流放西伯利亚？”

　　“流放西伯利亚！流放西伯利亚！立刻流放西伯利亚！”

　　“他们以为我还在生病呢，”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但是我一句话也不说，悄悄地带病上了火车，动身回家。谢苗·谢苗内奇老兄，你给我开门吧！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是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把父亲惹恼了，这是实情。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鬼迷了我的心窍。”

　　“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吗？”那官员若有所悟地、低声下气地说。

　　“你知道什么！”罗戈任不耐烦地对他喊道。

　　“我知道！”那官员得意洋洋地答道。

　　“又来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的是！我对你说，你真是个无耻的家伙！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家伙立刻来纠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也许我真知道，先生！”那官员坐立不安了，“我列别杰夫是知道的！阁下，您现在责备我，但是假如我拿出证据来又怎么样呢？说起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是为了她令尊要用荚蒾木棍子教训您一顿。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也算是位贵族小姐，也是本族的一位公主，她和一位姓托茨基的有来往，那人的名字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只和他一个人要好，他是地主，又是大资本家，许多公司和协会的股东，因此和叶潘钦将军成了至交……”

　　“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末了，罗戈任的确大吃一惊，“活见鬼，他果然知道。”

　　“我全知道！列别杰夫无所不知！阁下，我给利哈乔夫·亚历萨什卡当过两个月跟班，那也是在他父亲死后。我认识所有角落和胡同，结果没有我列别杰夫，他就寸步难行。他现在在蹲债户拘留所。可当时我却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科拉菲娅、帕茨基公爵夫人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有机会长了许多见识。”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难道她和利哈乔夫在一起？……”罗戈任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气得嘴唇都发白了，还不住地哆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那官员顿觉失言，便连忙说道，“利哈乔夫用多少钱也弄不到她！不，她决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她只跟托茨基一人。她晚上常常坐在大剧院或法国剧院的包厢里。那里的军官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说，但是他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只是说‘这就是那个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就完了；往下再也没说什么！因为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的确是这样，”罗戈任皱着眉头忧郁地证实道，“扎廖热夫当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公爵，我当时穿着家严用了三年的大衣，穿过涅瓦大街，她正从一家商店里走出来，登上一辆轿式马车。我立刻像浑身起火似的。我后来遇到了扎廖热夫，他跟我可不一样。他就像理发馆的伙计，用带柄眼镜。但在我父亲的家里，我们穿的是漆皮靴，喝的是素菜汤。他说，我配不上她。他说，她是一位公爵小姐，名叫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和托茨基同居。托茨基现在正不知道该怎样甩掉她才好，因为他已经完全达到人生最好的年龄——五十五岁，想娶全彼得堡首屈一指的一位美女为妻。他当时又对我说，当天就可以在大剧院见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她准是坐在楼下一侧厢座的包厢里看芭蕾舞。在我父亲家里，只要你想去看芭蕾舞，那准会受到惩罚，准会把你打死！但是，我偷偷地跑去看了一小时，又见到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

　　“当天夜里，我通宵没睡。第二天早晨，现已去世的父亲给我两张利息五厘的证券，每张五千卢布，他说，你去卖掉它，然后把七千五百卢布送到账房去，交给安德烈耶夫，你不要到别处去，把那一万卢布中剩下的钱给我拿回来；我等着你。证券我卖掉了，钱到了手，但是我没有到账房去找安德烈耶夫，我哪儿也不看，一直跑到一家英国商店，挑了一对耳环，每只耳环上的钻石几乎有核桃那么大，我拿出所有的钱，还少四百卢布，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才赊给我。

　　“我拿了耳环去找扎廖热夫，千方百计地央求他说，老兄，把我带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那里去吧。于是我们就去了。当时我的脚底下是什么，前面是什么，旁边是什么——我一概不知，也记不得了。我们径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我当时没有说出我姓甚名谁，只是由扎廖热夫说：‘这是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作为昨天的见面礼。请您笑纳。’她打开一看，笑着说：‘请向您的朋友罗戈任先生致谢，谢谢他的一番盛情。’然后她就告辞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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