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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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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①,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① 《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一八四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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