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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每次看到温斯顿时,他就半热心地把一些破铜烂铁指给他看,像瓷器瓶子的塞子、破鼻烟盒子的漆盖、里面装着逝世多年的孩子头发的金色铜制饰盒或诸如此类东西。但他绝不是为了做生意,好像看到温斯顿也能欣赏到旧东西的价值自己也开心了。听这老先生谈话,感觉就像听古董八音盒子奏出的声音一样。令温斯顿高兴的是,他终于一点一滴地从查林顿先生模糊的记忆中学会了不少歌谣的片段。有一首是讲二十四只乌鸦的故事,另外一首讲的是一条母牛的角怎么弄弯了,还有一首是记述大公鸡罗宾之死。“我想你对这个有兴趣吧?”每次念出一个片段,老先生就不大有信心地笑了笑说。可惜的是,每首歌他能记得的也是一些零星的句子。

  温斯顿和朱丽亚两人都清楚,这种日子不会维持多久。事实上他们心中一直有这个阴影。有时死亡的影子好像近在床前,随时要抓人的样子。每遇这种低潮,他们就拥得更紧,好像是判了死罪的犯人,在行刑前的五分钟拼命地把爱吃的东西塞到嘴巴去一样。但有时他们也有幻觉,不但觉得安全,而且相信目前的幸福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觉得,只要走进这房间,别人就伤害不到他们了。走到这儿来既困难又危险,但一进了房间就仿如进了圣殿。

  这感觉就像温斯顿对着玻璃镇纸凝视时一样,他想自己可以走进这个玻璃世界,而一到了里面,时光就停顿了。他们不断地做着白日梦。说不定他们的运气绵延不绝呢?就这样可以偷偷摸摸地过一辈子。或者凯瑟琳突然死去,而他和朱丽亚用一些手段,最后顺利结婚。再不然就一同自杀吧。还有,他们双双失踪,改头换面之后再学无产者口音,然后到工厂去找工作,在冷僻的地区住下,不让别人认出身份,度过余生。这真是白日梦,他们太清楚了。在现实的环境中,他们是逃不了的。最实际的一个计划就是自杀,但他们不愿这样死去。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凑合地过着毫无前途的日子。这是天性,自然得像肺的功能一样,只要还有一口空气,就吸一口空气。

  有时他们的话题会岔到别的地方去,谈到怎样去参加反党的组织,但苦于不知从何入手。兄弟会即使存在,但请缨无路。温斯顿告诉朱丽亚他对奥布赖恩这个人所产生的亲切感。他说他当时几乎压不住心头的冲动,要走上前去对奥布赖恩招供:“我是党的敌人,请你帮助我!”令他觉得意外的是,她并不觉得这种想法鲁莽。她惯于鉴貌辨色,因此觉得温斯顿只凭奥布赖恩眉目的表情而判断他可以信赖,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说,朱丽亚深信几乎每个人私下都憎恨党,一有机会就破戒犯规,但她不相信大规模的叛乱组织可以存在。她说有关戈斯坦的事情和他的地下组织,全是党为了配合实际需要编造出来的。当然,你得合作,装出深信不疑的样子。她自己就不知有多少次,在党的大会和群众示威游行中,声嘶力竭地叫着要杀死一些她从未听过其名字的人。而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更是天晓得。遇到公审时,少青队人马总会日夜不停地包围着法院。她当然循例参加,喊着“把卖国贼碎尸万段”的口号。

  在“两分钟仇恨”节目里,她骂戈斯坦的话都比别人到家。可是戈斯坦究竟是谁,她一直搞不清楚,更不用说他代表什么理论了。她是革命中长大的一代,对五十和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模糊。要参加一个与党作对的政治运动,在她说来简直不可思议。党是战无不胜的。它永远存在,而且永远这个样子。你要反抗可以,但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极其量也不过是搞些独立的暴力事件,如暗杀哪个头子或炸毁某些建筑物。

  对某些事情,朱丽亚的观察力远比温斯顿的敏锐,也更不容易受党的宣传所左右。有一次他不知因为谈到了哪些问题而附带言及与欧亚国的战争,她竟然对他说,以她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战争,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弹可能就是大洋邦政府自己发射的。为什么?让大家害怕呀!像这种看法他想也没有想过。更令他听来觉得羡慕的是,在“两分钟仇恨”节目里,她最大的困难就是忍着不笑出声来!但除非党的教训影响到她的生活,否则她是懒得去问根由的。她随时准备接受党颁布的神话,因为反正在她看来党所说的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没有什么分别。譬如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因为这从学校学来。(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念书时,党只说发明了直升机。

  十多年后朱丽亚上学,党已进一步发明了飞机。这样推算下去,下一代的孩子就会听说党发明蒸汽机的故事了。)温斯顿忍不住告诉她,在她诞生前飞机早就有了,早在革命前就存在了。她一点也没有表示诧异。反正,谁发明飞机还不是一样?令温斯顿最为震惊的,还是从谈话中得知她完全忘记四年前大洋邦交战的国家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虽说她认为这些战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但总不能没注意到敌人名称的改变呵。“我一直以为我们打的是欧亚国。”她淡淡地说。他实在觉得害怕。

  飞机在她诞生前出现,印象模糊也难怪她。但大洋邦交战的对象,才在四年前变换的呵,那时她已二十多岁了。他跟她争论了十多分钟,最后总算唤起她模糊的记忆,想到有一个时期大洋邦的敌人果然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可是她始终认为这问题无关痛痒。“管他呢,”她不耐烦地说,“今天不是他妈的打这个就是打那个,而所有消息都是假话。”

  有时他跟她讲他在记录科的工作,特别是他自己所做的不要脸的订正工作。这些事似乎也没有令她吃惊,显然没有吓到她。她并没有觉得谎言变为真理有什么可怕。接着他告诉她有关琼斯、阿诺逊和卢瑟福的事,也跟她说了自己怎样一度握有可以证明党改变历史的证据。她听说后也没有表示怎么惊奇。起先,她完全不明白这件事的要点。

  “他们是你的朋友?”她问。

  “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比我年纪大多了。他们属于革命前那一代。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们来。”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杀人和被杀是天天有的事,对不对?”

  他想尽办法要她明白此事的意义。“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并不是有人被杀那么简单。你晓不晓得从昨天倒数的历史都被毁灭?如果过去还存在的话,那只在少数几样无言的物体中看到,如我们眼前那块水晶玻璃。我们常常提到革命,但对革命的实况一无所知,更不用说革命前的岁月了。每一份相关记录,要不是焚毁就是篡改。每本书都经改写,每张图画都经重绘,雕像、街道和建筑物都换了名字,每个日期都随意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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