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8)_马尔克斯

十八

　　她一直在相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料。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安宁，她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憎。“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地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的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了，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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