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6)_马尔克斯

十六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到晚，由于乐师们之间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有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

　　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

　　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腹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票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至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

　　成年人还象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上面嚎啕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孪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走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忏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

　　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象家里人那样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蓬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侧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象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仍然和礼拜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身着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他已严重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当时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谈，”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

　　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他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抬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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