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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风野的大女儿明年上高中，提出让她上附近名校玉城学园也是妻子自己，风野并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可是妻子好像把这一切都说成是风野的主意，向袊子夸耀风野如何顾家、疼孩子。 　　“荒唐……” 　　风野再一次为女人的浅薄而感到无奈。 　　趁有急事打电话的机会，妻子有的事没的事趁机来一通大发议论，真是差劲。另一方面，为这耿耿于怀的袊子也真够呛。 　　风野早已无心辩解，默默地出了屋，实际上再解释恐怕也是白费工夫。 　　妻子也真是的，对独身又没有孩子的袊子讲自己被丈夫爱恋、家庭和睦、孩子们健康成长等等，只能使袊子自卑、沮丧。就算是有仇，也不能咬住人家要害狠咬啊。这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 　　妻子表面上老成稳重，竟然干出这等事来。 　　但是，如果站在她的角度看问题，对她的心情也不难理解。 　　在电梯上，风野仍然在沉思。身为妻子，当有急事时却没办法与丈夫联络上。丈夫出差在大阪过夜，旅馆里却找不着人。倘非不得已，妻子是不会把电话打到袊子处的。 　　问比自己年轻、俘获了自己丈夫的女人“我丈夫在你那儿吗？”作妻子的肯定感到羞辱难当。 　　既然毅然决然地打这个电话，不把心中积怨倾倒出来就不能求得内心平衡。只有吹嘘丈夫如何爱着自己，如何与丈夫亲密无间，才能抹去蒙受的羞辱。正是这种急切的报复心情才使妻子夸大其辞的吧。 　　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风野，完全理解双方的心情，冷静下来看，两个都有各自的道理。 　　风野有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虽处于这三角关系的顶点位置，但可以置身其外，冷眼相向，仿佛自己是局外人，对两个女人的严重对立反倒震惊、恐慌，不知所措。 　　然而，风野是没资格唱高调的。无论多么无聊，多么没有价值的争端，始作俑者，非风野其谁？如果没有风野这种男人搅在中间，两个根本不相识的女人之间何来矛盾？风野制造了争斗的原因，哪有资格作壁上观评论什么“无谓的争斗”呢？既然知道“无谓”，为什么又不努力制止它的发生呢？ 　　想到这些，风野再一次痛恨起自己的无能。 　　天阴沉沉的，看不到星星、月亮。 　　九点钟刚过，街角的杂货店还没关门，香烟柜前红色的公用电话摆在那里。风野走过去，往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因为出了市区，所以风野先多塞进几枚十元硬币。话筒中听得铃声刚响，就传来小女儿的声音。 　　“爸爸，你在哪儿？” 　　“在外边，把妈妈叫来。” 　　妻子好像在别的房间，稍过片刻才接了电话。 　　“是我呀，谁找我啊？” 　　“你在哪儿啊？现在。” 　　跟孩子刚才的问题一样。风野压低嗓门说： 　　“我在大阪，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可是旅馆里找不到你啊。” 　　“我想着或许今天赶回来，所以把房退了。”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啊，我不过是问问，怕有什么事。” 　　“那你没有问过别人吗？” 　　“没有哇！快告诉我有事没有？” 　　“有个叫村松的来了个电话，说有急事要见你。” 　　村松是杂志《东亚周刊》的主编，他与自己的这次大阪出差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没有告诉他自己去了哪里。 　　“什么事啊？” 　　风野一直在为《东亚周刊》的“走近名人”栏目写连载，不但每期均按时交稿，连丢漏字、错别字都没有。 　　“他好像慌慌张张的样子。” 　　“知道了，我立刻给他去电话问问。” 　　风野刚要放下话筒，妻子抢了一句问：“今天回来吗？” 　　“我在大阪，这么晚了怎么回去？” 　　“那你得找个地方住下吧？” 　　“住哪儿还没定呢。” 　　妻子那边沉默一下，接着传来冷冰冰的质问： 　　“跟你说过吧，就怕有这种事，去哪儿了，应先跟家里交待清楚。” 　　风野没再答话，挂上电话。从电话机的退币口哗啦哗啦地滚出好几枚十圆的硬币。 　　总觉得妻子好像看见了自己回到袊子那里。自己说在大阪，妻子恐怕已一眼识破。风野挂上电话后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头一句话是“谁找我？”又强调“我在大阪”。现在只好不再想这事了。 　　虽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但是因为今天是截稿日，所以编辑们应当在办公室。风野打了个电话，先是个小青年接的，马上主编就接过了电话。 　　“您给我家打过电话了” 　　“是的，正等着你呢。” 　　好像主编在看稿件，话筒里传来翻页的声音。 　　“是这么回事。上期登的那个叫益山的，说要告咱们。” 　　在上星期《东亚周刊》的“走近名人”栏里，风野写了帝立大学理事长益山太一郎。文章由采访札记和作者印象、益山照片构成。 　　“哪儿出了问题？” 　　“就是与政界的关联那一段。说他在二战前满州的某机关的隐秘活动中十分活跃。” 　　“事实终归是事实啊！” 　　“你说的不错。但是，人家指责说是毫无根据的中伤，严重破坏了本人的形象。事实摆在那里，我们不予理睬也没什么。不过对手可不是一般人物啊。” 　　主编似乎已胆怯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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