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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自那以后,他们都按照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越来越远。威尔斯一丝不苟地坚信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知疲倦地建构他那关于人类未来的愿景,而萧伯纳却用越来越怀疑和讽刺的态度看待未来和当下的事物,在它们身上来检验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游戏。他们二人在身体上的外形,这些年来也正好形成对照。八十几岁的萧伯纳精神矍铄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只吃坚果和水果。他身材高挑、清瘦,从不倦怠,滔滔不绝的双唇边总是带着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醉于自己制作的冲突焰火;威尔斯这位热爱生活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个头矮小,红红的面颊,在偶尔出现的轻松之后是极端的严肃。萧伯纳在进攻上让人眼花缭乱,他快速而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的强项在防卫战术上,坚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信徒。

  我马上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威尔斯不光是来这里参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为某种原则性辩论而来的。我因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冲突这一背景,所以对这种紧张气氛的感觉就更为强烈。他们二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语中,都经常带着一种冒失的然而又相当严肃的争斗情绪。就如同两位击剑手,在发动猛烈交锋之前,用小小的试探性攻击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应变能力。萧伯纳在思路敏捷方面更胜一筹。每当他作答或者防卫时,浓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他乐于使用笑话,玩弄辞藻已经达到了某种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练让他在这方面成为无人可以企及的大师。

  有时候他那白色的长胡子会在轻声的笑中颤动,他的头略为偏向一侧,好像在查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经击中靶的。威尔斯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而不动声色的眼睛,他的言词更为锐利、直接。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种耀眼的侧面进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从容。这场交锋既尖锐又快速,一刺一挡,一挡一刺,好像一直都在无限的乐趣当中,让旁观者对这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艺叹为观止。但是,在这种迅捷而且始终处于最高水准上的对话背后,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高贵方式将这种愤怒规范在修辞上最文雅的形式里。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这正是让这场讨论显得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这是两个极端的个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对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实际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只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无从知道而已。

  我看到了英国两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们最精彩的时刻。这场辩论的续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在《民族周刊》以书面的形式继续进行,但是它们给我带来的乐趣远不及这场激情对话的百分之一,因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观点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质的内容不再能为人所见了。我很少能如此这般地享受到思想与思想摩擦时发出的光芒,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都没有在任何戏剧的对话艺术当中看到过如此精彩的展演,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对话毫无意图,不追求戏剧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国生活仅仅就空间意义而言,并没有倾注全部灵魂。正是对欧洲的担忧,那种让人神经感到疼痛的担忧,促使我在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几年里多次旅行,甚至两次跨越大西洋。也许敦促我这样做的是那种预感,要赶在这世界还在敞开之时,在轮船还能和平地行驶在海上的时间内,要用上全部的心力来为将来更黑暗的时代积攒一些印象和经验;也许是出于满心的热望想去了解,在我们的世界因为不信任与不和睦而遭受破坏之时,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也许那是一种模糊的预感,我们的以及我个人的未来会在与欧洲隔洋而望的那个新大陆。

  一次穿越美国各地的演讲旅行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同时并存的内在团结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也许南美洲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我是应国际笔会邀请去参加大会的。对我来说,去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精神上的团结,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在出发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欧洲还让我带上一份令人忧心的警告。在那个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

  从表面上看,那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实际上那已经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在为未来的交战做准备性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发的,原以为这艘船会因为要避开战争地区而不会在平时的第一站维哥(Vigo)停留的。令我吃惊的是,船开进了港口,而我们乘客甚至被允许上岸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得很。但是,在这几个小时以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大楼上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大楼前面一排排地站着一身农民打扮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大多是被牧师带领着,显然是从附近农村召集来的。我一开始还没有明白,要让这些年轻人干什么。是招募他们当工人,完成某项紧急工作吗?或者,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者?一刻钟以后,我看到同样的小伙子们从市政厅大楼里出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身穿簇新的军服,佩带武器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管下,他们登上了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随后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

  我吓了一跳。我在哪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情景?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德国!突然之间到处是簇新的军服和崭新的汽车、机关枪。我再一次问自己:谁提供了,谁支付了这些新军服,谁组织起了这些满脸菜色的年轻人,谁在驱使他们去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出来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据我所知,国库以及武器库还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这也就是说,汽车和武器都是从外国运进来的,它们肯定是从离得最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线的。但是,是谁输送的,谁付的钱?一股力图获得政权的新势力,各处出击的都是这同一股势力,它喜欢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们认可并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里都是早已不合时宜的软弱。

  那是一些神秘的群体,他们隐蔽在办公室和大公司里,他们阴险地利用年轻人幼稚的理想主义来服务于他们的权力意志和生意。他们有使用暴力的愿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术让战争的原始野蛮性来覆盖我们这多灾多难的欧洲。一个画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对灵魂上的震撼要超过千百篇报纸上的文章和小册子。当我看到这些无辜的年轻人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武装起来,让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轮船在停留几个小时再起锚之时,我上船后快速走进船舱。再去看一眼这个美丽的国家,它将由于外来势力而遭受残忍的蹂躏,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切肤之痛。我感觉到,欧洲,我们的神圣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由于自己的癫狂而注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为如此,瞥见阿根廷才让我感到更加幸福。那是另外一个西班牙,有着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辽阔的、还没有被鲜血浸透,没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食物、财富和盈余,也有无限的空间,因而也有了未来的养料。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明不一直在从一个国度向另外的国度游移吗?一棵死于斧斤之下的树,不总是能够得到某种存留,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吗?在我们之前和在我们周围,人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不会完全失去的。人们只是需要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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